3月24日上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發表演講，鳳凰網大學問經授權整理並獨家發表演講內容。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又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所以實施“一路一帶”戰略，積極開拓國際商品和投資市場是必要的。而且中國有能力走出去，因為中國資本過剩、産能過剩，又是最具有基礎設施建設經驗的國家。中國有機會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體系，而且應該建立新秩序，這需要中國像美國那樣做一個行動者，而不是一個空喊口號者。中國需要客觀面對國際反對，用現實主義態度追求利益最大化，需要研究其他國家的政治，用行動促談判，用知識做支撐，最後他支援成立中央領導小組協調各方角色。
此次活動由亞太綠色發展中心、北京師範大學綠色經濟研究所主辦，感謝李曉西、趙崢老師的工作。
以下是演講內容整理：
“一路一帶”是習主席訪問中亞和印尼的時候提出來的。“一帶”指的是陸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到中亞、中東再到歐洲這樣一條帶狀之路。“一路”是指海上“絲綢之路”。其實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貿易早就有了，宋朝時非常發達，明朝有鄭和下西洋。今天這個概念是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提出來的。今天我講幾點看法：第一，中國必須搞“一路一帶”。第二，中國有能力搞。第三，不好搞。最後，我有信心中國能搞好。
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開拓海外空間
首先，國內很多人質疑中國內部的很多事情都還沒有處理好，搞這麼大一個規劃做什麼？我認為必須要搞，是因為做“絲綢之路”有它內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從內部需求説，絲綢之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部分。開放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重要動力，在早期主要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無論是引進技術也好，出口中國商品也好，對促進中國的經濟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現在中國國內經濟增長缺乏動力，需要新形式的開放。
中國現在每人平均GDP是7500美金，屬於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國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二戰以後100多個國家看，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那麼這十幾個國家裏面，大部分是資源性國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東亞社會，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除了這五個經濟體，其他就沒有了。雖然我們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覺得很難。
日本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戰後它被美國佔領，西方基本上把整個市場開放給了日本，日本沒有花很大力氣就進入了西方市場，成為西方一部分。亞洲四小龍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亞洲四小龍經濟體比較小；第二，亞洲四小龍很多方面是屬於西方治理的。中國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國際環境不好，西方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還有中國是13億人口的第二大經濟體，要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準，這是世界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西方怎麼發展起來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西方經濟發展的內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話，資本需要贏得更多海外空間，商品需要尋求更多海外市場。那麼這不是説中國要搞帝國主義，搞殖民主義，中國可能會搞一種新形式的國際合作，拋開老殖民地主義、老帝國主義的做法。但從國際經濟的角度説，中國同樣需要尋求新的市場、投資空間，中國的産品也需要進入世界市場。
“一路一帶”是國際戰略意義上的表述
從外部的原因看，我覺得有兩點。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失衡，那麼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覺得要把中國放到世界經濟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現在東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責，世界經濟到底怎麼失衡的，美國指責中國，中國指責美國。但實際上世界經濟不存在理想的狀態，世界經濟失衡是每一個主權經濟體本身失衡的結果，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失衡的，歐洲的經濟是失衡的，中國的經濟也是失衡的。那麼世界經濟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個國家的經濟走向平衡，美國沒有承擔責任，美國的工業化和製造業比歐洲好些，但主導美國的還是金融資本，還是華爾街資本主義。美國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反而使世界經濟越來越失衡。
歐洲主要是社會投資跟經濟投資的失衡，因為它的成員國無法走出獨立國家的範疇。希臘、法國的大眾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經濟結構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個好東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獨立國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貢獻一份。但是大眾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證一人能拿一份，卻不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所以歐洲也沒有能力改變世界經濟的失衡。
從這個角度説，中國有能力改變世界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為什麼必須做？從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中國在上世紀50、60年代那麼苦，仍然援助非洲，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不僅是經濟學而且還是國際戰略意義上的表述。比如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所以無論是國際經濟戰略還是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必須走“一路一帶”。
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兩條腿，一個圈”。一條腿跟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第二條腿就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路一帶”。“一個圈”就是周邊國家。從地緣政治環境看，中國周圍幾十個國家，如何處理好關係非常艱難。中國周邊的環境在惡化，各方面都在惡化。這就是中國“絲綢之路”的國際大背景。
世界經濟失衡，只有中國有能力再平衡
第二點中國有能力搞“一路一帶”。中國是唯一有能力讓世界經濟再平衡的，美國沒有這個能力。儘管美國重返亞太地區，但是在中東陷入麻煩，中東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國建立起來的，但是美國現在破壞自己建立起來的秩序。美國有三大負擔，一個負擔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錢；第二個負擔是美國要搞聯盟，比如跟日本、菲律賓等；第三個負擔就是輸出民主，比如中東的埃及和伊拉克，他們的政治建設都跟美國有關係。
一個人如果在臺上的統治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對它更有利的政權，美國這個想法太簡單。美國破壞了原有的政權後，並沒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政權，而是造成了失敗國家，在中東秩序基本沒有了，現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國了。以色列總理去美國，不見美國總統，而是去國會演講。所以美國所謂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是過分擔心了。美國如何重返亞洲？它除了軍事上最強大以外，其他就沒有了。
對東南亞國家來説，當然希望對中國和印度的軍事崛起有個再平衡，但他們不希望美國軍事回去，因為如果中國跟美國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的競爭的話，對東南亞國家最不利。他們希望美國經濟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憑什麼回去？美國的資本走向哪，美國政府沒有影響，資本還是走向它自己該去的地方，美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調整，美國的資本還是自己説了算。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要吃資本的飯，跨國公司實際上不屬於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所以美國和歐洲都沒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經濟，中國為什麼有能力？
第一，中國有過剩的資本，肯定要走出去。為什麼有“絲綢之路”？這是資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順勢推出。西方的開放，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開放都是資本推動的。
第二，中國的産能過剩，這也要有出路。中國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時代基本過去了，東部、中部基本上飽和，也就西部還有一些空間，鋼鐵、水泥等等的産能過剩去哪？必須找到出路，這跟西方以前一樣，需要開拓新的市場、新的投資空間。資本需要投資空間，過剩産能需要新的市場。
第三，中國積累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經驗。“絲綢之路”除了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現在還有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能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一路一帶”上，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國家有錢，其他都是很平均的較低發展水準的國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過剩的産能、中國的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
東南亞、中亞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中國建立亞洲投行，進行互利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方有幾千億美元的缺口需求。歐洲沒錢，中國有錢，中國過剩。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和銀行手裏有很多現金，這麼龐大的現金要轉化成資本走出去，這是必須的。
中國走出去肯定會與既得利益國衝突，需要客觀面對
但是“一路一帶”戰略不好實施，挑戰很多。現在國際上基本分為三種態度。第一類是美國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國家。中國走出去的話，既得利益肯定反對，因為中國作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對新得利益，我想天經地義，中國習慣也好，不習慣也好，這是事實。
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取進來”、“接軌”都不會跟外部衝突，但從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發生衝突，因為你要觸碰別國的既得利益，所以歐美反對很容易理解。
與之相反，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歡迎的，因為他們需要發展，需要資本投資，但西方資本投資受制于政治原則，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銀行又設置了很多附加條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權、宗教等等，但這在發展中國家就是雞和蛋的關係，我沒發展，如何講人權，如何講自由？所以這些國家希望中國能去投資，中國不像西方那樣設置政治化的條件，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援中國的。
那麼中間的就是對中國保懷疑態度的國家，這也分為兩種。像南韓，本身對中國經濟非常依賴，但是它受美國的壓力，也不好公開表態，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澳大利亞也是一樣，受美國的壓力很大。另外像印尼這些國家對中國到底要做什麼不清楚，所以抱懷疑態度。當然這也與中國做得不到位有關，“絲綢之路”已經搞一年多了，到底什麼方案，現在也沒説清楚，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為過。
對中國“一路一帶”戰略國際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種態度。
對外投資基礎設施要考慮其他國家複雜的政治
另一個困難是，我們現在只是強調“絲綢之路”就要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道路，但這對很多國家來説就很麻煩。比如我們要修從雲南到新加坡的鐵路，越南就反對，這不是經濟規劃的問題，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像菲律賓、越南跟中國有領土糾紛，修高鐵等基礎設施，他們就要懷疑是不是對國家安全産生影響。中國投資斯里蘭卡，印度就擔心中國是否建立對它的包圍圈。
之前，中國在非洲、緬甸、斯里蘭卡大規模的投資基礎設施，已經損失了很多錢，中國無法保證資本安全。老殖民主義時期，簽了合同你不做，軍隊就派過去了，現在中國不能那麼做了。而且“一路一帶”上的很多國家政治很複雜，不像中國有個共産黨做穩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國、埃及，軍方、宗教勢力、反對派都是分化國家的力量的。像越南總書記、總理、議會分開，不像我們習主席“三位一體”，越南可能是下一個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面對這些國家，我給這個總統簽的協議，下個總統上來了就不承認了。
即使有這些困難，我覺得中國還是能夠做好的，為什麼有信心？是客觀需要。世界還是要發展，發展是主題，尤其是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在東南亞，新加坡老是感覺到不安全，因為旁邊都是窮國家。他們要發展只有中國有能力資助，“金磚四國”其他三塊不及中國一塊重。
“朝貢體系”其實是自由貿易體系，應該平反
中國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體”等口號，但我們需要考慮未來10年、20年的體系，我覺得今天我們該為“朝貢體系”平反，我們以前批判“朝貢體系”太過了，西方乾脆把中國的“朝貢體系”看成中國的帝國主義。
但是實際上，“朝貢體系”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它不是指自己吃虧對方絕對得好處的不可持續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頭”的狀態下。它是我吃點虧也能得好處的狀態，實際上中國跟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這樣的“朝貢體系”。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什麼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能做得好，就是東盟國家要五毛，中國給一塊，給東盟帶來很大好處。
中國的“富鄰”政策比馬歇爾計劃更好
如果中國要可持續發展，我覺得“富鄰”這個口號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富裕起來了鄰國不富，誰買你的商品？其他國家也富裕了，大量買你的商品，才可持續發展。而中國的文化就有這種包容精神，所有我就更自信了。我覺得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非常好。
“一路一帶”也可以簡稱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甚至會比馬歇爾計劃做得更好。中國人常把馬歇爾計劃當成美國推行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實際開工歇爾計劃對歐洲經濟確實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二戰中被摧毀的歐洲經濟就很難復蘇。但它是排擠東歐國家的，只是針對西歐國家，如果馬歇爾計劃也是開放性的，也是向東歐國家開放的話，蘇聯集團就做不起來，很容易垮掉，正因為馬歇爾計劃是排他性的就形成了後面美國跟蘇聯之間的比賽。
我覺得中國“絲綢之路”就要非常開放，越開放越好，要讓別人參加，開放可以減少成本。西方國家比如英國就有很多經驗，中國走出去也就是才幾年時間，所以中國要學習大國的經驗，要謙虛些。
還有開放當然不僅僅是向國外的企業開放，而應當向中國的民營企業開放。其實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非常快，無論在非洲還是東南亞，都是非常成規模的，而且中國的民營企業走出去實際上比國有企業更早，鼓勵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走出去，資本的構成就更合理。
中國要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否則會受懲罰
“絲綢之路”不僅是經濟項目，更應當做成一個國際治理的項目，至少是一個區域治理的項目。就像基辛格説的，現在國際秩序、區域秩序，都是近代西方發展的結果，東南亞的秩序完全是西方的延伸，尤其是美國地緣政治影響擴張的結果。現在中國崛起了，美國的地緣戰略慢慢縮回去了。
新加坡就比較聰明，把中國的國際空間看成自己的國際空間，台灣尋找中國之外的國際空間，不可能。中國地緣政治的擴張，不是説要搞帝國主義，而是你成長起來以後，自然而然會成為一個秩序，這是自然秩序。如果你不去建立這樣一個秩序，走出去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護，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來，西方的國際秩序就是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來主導。
中國很聰明，不反對這個秩序，而是加入這個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往上爬，儘管美國不讓你上去，但中國不應該從現在國際秩序中退出，還是要跟西方交往，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同時中國不要忽視自己的秩序，如果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想把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最後反而會受到懲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國際秩序或區域秩序中硬了，內部才會更穩定。這個世界非常現實，有些方面我是不怎麼相信軟實力的，我更強調硬實力，軟力量必須建立在硬力量之上。現在外面説中國威脅論，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威脅，中國真正能對這些國家有威脅了，反而沒有威脅論了，美國到處去威脅人家，人家説美國有威脅嗎？中國還是要現實主義一點。
中國要成為美國那樣的行動者，而不是空喊著
為什麼大家不相信中國，相信美國？因為美國是它行動導向，有的人做錯事，有的人做正確的事，有的人打勝仗，有的人打敗仗，是敢説敢做的，所以美國經過了多次考試，中國連考試還沒參加過。中國要走出去，跟越南和其他南海國家有小衝突沒問題，鄧小平先生早就説過，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但是為什麼他們不理中國？因為中國自己不開發，別人開發，他們覺得中國不行了。現在中國也要去開發，他們就説中國威脅，如果中國早30年去開發，什麼危險都沒有了。所以中國要去做，如果你去行動，他們就會跟你坐到談判桌前，作為大國能夠實現讓別人來談判的目標就算成功。
我希望中國共産黨不要成為一個話語的空喊者，而是成為行動者。現在説得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口號非常漂亮，實際上找不到這個東西，所以要實事求是，要攜帶者資本、國家戰略和政治走出去。現在中國搞得不好，既給了人家錢，人家還不高興。資本就是資本，跟美國日本的資本沒區別。中國人要自信，現在英國和其他國家都加入中國組建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中國有句話説得有道理，你跟什麼過不去也不要跟錢過不去。
中國要成立走出去的中央領導小組
中國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沒自信錢就用不好。我就聽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抱怨，如果是日本南韓有錢，他們儘量不要中國的錢，因為日本人、南韓人有禮貌，不像中國，比如雲南一個市長去了也要國家總理總統接待，人家就覺得中國不自信，合作很麻煩。
中國要成立一個走出去的領導小組，因為中國的外交角色太多，國防部、外交部、商務部，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各種機構之間誰也不欠誰，稀裏糊塗走出去了。所以“絲綢之路”在國內必須有一個領導架構，美國後面還弄一個國際發展署。
中國資本一方面要攤到海外市場，另外還要考慮能不能賺錢、獲利。現在有些國企老總跑到另外一個國家，建立一個自己的公司，把賺的錢放到自己的公司，虧損放到國有企業。針對這種情況，要建立像美國、歐洲那樣的企業稅收制度。
中國智庫有“庫”無“智”，需要知識先行
所以“一路一帶”戰略非常複雜，遠遠超過了習大大説的“五通”，但國內研究還沒有超過習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論證“五通”有多麼高明，所以我説中國的知識儲備遠遠不足。現在國內沒有多少人學習小語種了，這樣能對東南亞了解嗎？根本不了解，光靠外交官是不行的，他不可能到處去跑。
美國不一樣，儘管政府沒有那麼多智庫，但是很多大學和企業都在研究小國家，我在新加坡的時候，美國的企業整天找我們了解情況。中國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投資那麼多，但他們一輩子能去兩三次非洲就不錯了。而美國在非洲的學生，至少一年三個月在外面跑。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要求建立智庫？因為中國的知識遠遠趕不上中國客觀需要。我們常説中國發展太快了，制度建設跟不上，那是因為知識水準跟不上。中國需要知識先行。
中國人一直説“知行合一”，知識最重要。儘管現在中國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個智庫了，但我説這都是有庫沒智。投錢建智庫容易，但提高“智”很難。所以要用“智”來引導庫，現在庫太多了，沒有必要。
總之，國際政治是很現實的，中國要了解這個世界。中國的資本擴張非常厲害，在東南亞無論是中國的國家資本還是民間資本影響都非常大，但需要知識跟得上，這是我希望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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