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網聯合舉辦的“CCG三月名家午餐會”在北京銀泰中心舉辦。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鄭永年結合“兩會”和全球化、國際化發表看法,他分析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會,也就是中國的中産階級社會是中國執政黨當下最重要的目標。
他認為,這幾年大家都在批GDP主義,自己也在寫文章批判。但批GDP主義不是説GDP不重要。因為不管怎麼樣,“兩會”以前習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有很多著名的媒體就問“四個全面”到底什麼意思?其實“四個全面”很簡單,第一個“全面小康社會”最最重要。前兩年中國一直在談論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但今天我們聽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腳步聲”了。
中國現在每人平均GDP7500美金左右,屬於中等收入水準。這説明瞭一點,中國在下個階段能不能把自己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是最關鍵的。鄧小平當時提出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來,後來又提出要建立小康社會。經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好的時候,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大家都很好過;經濟不好的時候,哪怕再民主,像歐洲希臘也很難過。所以,執政黨不一定要有那麼多的目標,重要就是一條,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會,也就是中國的中産階級社會,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今後十五年、二十年能夠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共産黨真的是完成了偉大的歷史使命。亞洲四小龍就是這樣,經濟起飛後二十年建立了龐大的中産階級社會,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和平民主了,當然高收入的他們也有其他的問題。所以現在來看,這一點對中國最最重要。
如果今後的十五年二十年,中國能有6-7%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社會,如果沒有的話,增長在5%以下,中國很多問題都會出來。
現在大家最常用的“新常態”,什麼叫做常態?常態是10年到20年比較穩定的增長,這是叫做常態。“新常態”就是,高增長已經過去了,兩位數的增長確實不可能了,但要實現新常態,在今後10-15年中實現6-7%的增長,這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
鄭永年觀察總結了他發現的幾個中國社會的問題:
首先,整體“官僚主義”,不作為。他認為,習總書記説得很對,好吃的肉吃完了,要啃骨頭了,所以要有頂層設計。要有頂層設計,這非常重要,反腐敗也非常重要,這是對經濟體制深有影響的。中國反腐敗,高層設計得很好,一到底層也有出問題的,包括互相揭發,這在很多地方可能是不好的現象。反腐敗怎樣能夠走到法治化是個關鍵。
第二,市場化改革還沒到位。比如國企改革,通過那麼大的努力國企才走出困境,國企需要改革,但國企改革要什麼方向?三中全會説得好要市場化,但現在的改革和市場化背道而馳。市場化沒有做完,國企還是行政體制。道德説教沒有用,但是總體來説要警惕國企大倒退。
第三,國際環境發生變化,變得很差。西方的保護主義起來了,中國的“一帶一路”走出去也非常難。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國走出去,中國不可能像西方這樣實行殖民地主義。早先新加坡做的時候一點兒也沒有問題,因為新加坡國家小,印度也不擔心,也沒有國家安全的概念。但中國一去馬上就産生了很多顧慮,國家安全問題、印度競爭問題、包括緬甸等等。
中國未來十五年、二十年外交最難做。中國早期想加入WTO,中國八十年代請進來這很簡單,市場開放給外國人人家當然很開心了,九十年代加入WTO是接軌,改變自己的世界也簡單。現在走出去就麻煩了,到處都有既得利益,你怎麼走出去呢?中國和其他國家誰來做調整,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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