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雁,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從我自己感覺來講,智庫在中國發展是迅速的。從我們身邊的人來講,包括我們自己對智庫的參與和關注,智庫是在成倍數地增長。我身邊的一些企業家,原來他們參與這些智庫是為了獲得一些商業機會,幫他們建立一些政府或其他商業渠道。但是現在,在他們的財富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便有了社會責任感,還有一種興趣在裏面。我們看到,包括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這些海歸,他們很多在按照每一年的收入比例,去贊助一些經濟學家或研究機構。還有一些經濟方面的人士,也在自己的業務工作到了一個階段的情況下,都在逐步地準備將來退休以後,參與和建造自己的研究智庫機構。
研究方向是自發性的,比如我有很好的客戶,在贊助一個土耳其的政治和軍事改造的方向,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會研究這個,因為他有兩個朋友在這方面很有心得,而且他很尊重研究的教授,願意贊助,完全為了興趣,沒有任何方向和目的。每年贊助一千萬、兩千萬,他説這個東西對他來講就當是去玩兒,總歸是有點作用的。我覺得,這種自發性的贊助是一個有益的趨勢。
再一個我最大的感覺是,我在哈佛的時候,因為我帶了兩個課題組,研究的兩個課題都是短期的、應用型的。但是中國更多的研究是理論研究,怎麼樣在這個雜誌上去發表,對他的職稱提升有幫助。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然而社會和國家贊助的更多的是學校型的這種研究。如果我們去做更多的智庫,給我們找到一個理論方面的依據,然後為我們的經濟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向、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所以現在智庫到了一個思想領域的改革期,也到了研究機構的創新價值和觀念的創造期。
從這方面來講,第一,智庫的功能應該具有多變性,除了社科院、中科院這類受政府資助的大而強的大型智庫,還有小而精或高而精的小型課題方面的研究,也同樣重要。
第二,卡內基的尼克·派洛特講得很好,他第一點就説他們的研究人員來自不同領域,都具有非常強的實際經驗。我們的人才有很多從事研究和智庫的人員大多是理論學家,但是沒有實際工作經驗,這樣他不知道實際工作過程中是怎麼樣的,他沒有辦法研究出來一個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在人才方面,我們下一步要考慮怎麼樣能夠吸收更多的社會人才,加入到智庫研究中去。這個渠道更多地是要做課題研究,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對於我們來講,在實際工作中的人缺乏研究能力,我們有很多的實踐經驗,但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做成一個研究報告,一是沒有時間;二是沒有能力把它總結出來,從理論上找到更多依據。如果大家互相合作,建立課題班子,來提升智庫的品質,吸取更強的生命力,會有更大的幫助。
第三,在人才引進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獲得資金支援。我們看到大多數美國的基金是用來贊助的,包括經綸,這是香港的前十大企業集團。他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一是他們有研究需求;二是他自己有社會責任,願意拿錢做這個。所以民間的贊助是大勢所趨。
中國有一個特別好的慈善做得很成功,就是芭莎的慈善夜,它每年都贊助很多錢,它做的是一個很娛樂化的派對,但是它能吸引很多富豪參與其中捐錢,這就是市場化的運作。還有剛才穆所長講的,管理還是非常需要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引進不同贊助的合作方,對推進智庫行業發展非常重要。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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