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制度改革是高端智庫建設的關鍵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下篇）
在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春風吹拂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正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氣象。百事待舉，何處破題？參與《意見》起草、國研中心高端智庫試點方案的重要起草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近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説，人才是智庫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庫建設最核心、最關鍵、最先要做的制度設計。因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各家智庫應積極實踐，勇於進行制度創新的探索，爭當高端智庫建設排頭兵，早日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運作機制。
人才要能進得來，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這是好的智庫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設計
中國經濟時報：你曾説過，目前中國智庫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是不適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要求的。你這樣説的理由是什麼？
隆國強：我國智庫現有的體制機制，其實是兩方面的結合。一方面是政府行政機關的一套管理辦法，包括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財務制度、預算制度、外事制度等。還有一套是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主要涉及到作為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經費管理制度等。這兩個制度的結合，在日常運轉過程中已經暴露出很多的問題，使得現行的制度與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及這次兩辦印發的文件裏面所設定的要“打造中國特色新型高端智庫”的要求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就決定了我們要從創新體制機制入手，才能實現這個宏大的目標。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進行體制機制改革應該從何處入手？
隆國強：體制機制改革最關鍵的是人事制度改革。目前智庫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的不適應肯定涉及很多方面，我個人理解，首先要解決人的問題，即人事制度。一個好的智庫一定是能夠為那些投身政策研究的高水準、有造詣的，同時也有著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的專家打造一個平臺，讓他們在這裡人盡其才，充分發揮聰明才智。這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是能把高水準的人才吸引來。第二是對這些高水準的人才，設立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使他們能夠在這裡勤奮工作，按照對社會、對國家負責的態度進行政策研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缺一不可。第三是要把那些有潛質的人培養起來，讓他脫穎而出。
智庫的人才往往是靠引進和培養兩條腿走路，但是，目前在我們這些智庫機構之間，高端人才的流動其實並不容易，這和西方的智庫有很大的區別。西方最頂尖的智庫幾乎不培養人，就是滿世界去找最頂尖的人，把他請來。當然是依靠它的吸引力，它有這麼多年形成的品牌效應，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工作平臺，還有和這些人才的水準相匹配的薪酬，所以説它們可以吸引來高端人才。而中國的各個智庫，甭管你職能有多高，行政級別有多高，和所謂低端的智庫相比，本身並沒有什麼優勢，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比如，你並不能提供一個有競爭力的薪酬。
人事制度必須還得有一條，即智庫對自己不再需要的人，能夠讓他們出得去，即要有淘汰機制。被淘汰的人不一定是不能幹的人，而是指那些不再是這個智庫當前最需要的領域的人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長期名列全球智庫前茅，198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最主要是對蘇聯的政策，所以在布魯金斯學會聚集了全球最頂尖的一批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再是前蘇聯了，東北亞地區包括中國、朝鮮半島、台灣海峽這些地區慢慢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特別關注的地方，它就開始調整，對這方面學者的需求就大幅度上升。
像這類智庫為什麼能長期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就在於它能夠預見性地看到國家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政策，那麼就需要提前把這個領域最好的專家請過來。要做到這一點，不可能天天做加法，還要做減法，當它把研究中國問題、東北亞問題的專家請來的同時，不再是熱點政策的那些專家就需要離開。所以，我去的時候正好剩下最後一個研究前蘇聯特別有名的學者，還拿過麥克阿瑟獎，但是他的合同到期以後，布魯金斯沒跟他續簽，他就去大學做教授了。
一個好的智庫、頂尖的智庫要依靠人才的流動，永遠保持著一個國家最重點領域的最頂尖專家在這裡做公共政策研究，這個智庫才能永葆青春，一直可以引領政策研究的潮流，才有可能永遠作最頂尖的智庫。所以，我認為，人才要能進得來、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這是好的智庫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設計。在這個運作過程中，我一直在強調，要有一種專業主義精神，能上能下，不要官本位，要去官本位。這方面其實有很多的改革需要進行。
中國經濟時報：這種人才流動機制的缺乏是國內一些智庫不能持續保持領先的重要原因嗎？
隆國強：應該可以這麼説。如果沒有這種人才的流動，你會發現，當某一個問題是最熱門的政策問題的時候，某個機構會一下子脫穎而出，很熱門。但是隨著政策熱點的轉換，由於我們的人事制度缺乏這種應有的靈活性和流動性，這個機構因為不能夠隨著熱點轉換而調整專家，讓人才流動起來，不能把新的政策領域裏面的專家吸引來，慢慢地就會悄無聲息，因為它已不在政策研究的最前沿了，也就不能夠稱之為高端或者頂尖的智庫了，這個機構避免不了被邊緣化。
在我看來，所謂頂尖的智庫，一定是在國家最前沿的政策問題裏面，擁有一批頂尖的專家。頂尖的智庫要做成百年老店，是需要有一套機制支援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不管是對內政策還是對外政策，重點總是在不斷轉換。隨著發展的階段不同，就有不同的政策問題需要研究，所以智庫需要很靈活的人事制度，總是能夠抓住最突出的前沿的政策問題，同時有相應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能把最頂尖的人才吸引到這個智庫裏面，為國家來服務。好多人不理解我為什麼總是強調人事制度，我認為，人事制度是所有的制度裏面最重要的。智庫發展説來説去是靠人才，智庫的根本是人才。相應的，人事制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從中國的實踐看，我們觀察到很多智庫都是各領風騷七八年就衰敗了，曾經非常熱門、非常厲害的智庫，後來看上去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不是因為人才不行，是因為人才缺乏流動性。當政策熱點轉換的時候，人才的結構沒有相應調整，它的話語權被邊緣化了。也就是説，雖然在其所研究的領域可能還是最頂尖的，那批最頂尖的人還匯聚在那個領域，問題在於這個領域已經不是國家最重要的政策前沿問題了，那麼你對決策者的影響、對社會公眾的影響都會慢慢地弱下去。很多智庫為了追上政策熱點的轉換，因為人事制度缺乏這種靈活性，就只好説培養人。但有時並不一定能跟得上，培養人才是需要時間的，但形勢發展、現實需要不會等人。
中國經濟時報：這應該跟中國智庫人員缺乏“旋轉門”有一定關係。
隆國強：是這樣。跟一些國外好的智庫相比，我們的智庫人員，還缺乏一扇像西方那樣的“旋轉門”。在一些國家，很多非常有經驗的在政府工作的那些處於決策地位的人，會穿梭于智庫與政府決策部門之間。他在智庫研究一段時間後，會進入政府去做決策者，他可以把智庫研究的積累用於實踐。在政府工作一段時間以後，他可以離開政府，到智庫來進行研究，梳理總結經驗教訓，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給新的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西方智庫研究者一般是兩類人，一類是專家學者，一類是有著很強的專業背景的政府官員、高管、決策者，他們不是操作層的，是決策層的。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智庫，特別是在所謂正規化的智庫裏，學者、專家比較強，而有政府工作經驗的，尤其是在政府裏做過決策而不是做操作層面的研究者相對比較缺乏。當然，我們現在正在探索一些辦法來彌補，比如説到地方政府去挂職，通過和政府部門的合作研究等。但是這種體會和你在政府做決策、承擔責任、對政策運作的體會可能還是不一樣的。
總之，我們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智庫，在人事制度上必須要適應政策研究的需要，要吸引兩類高端人才：專業性的人才和有政府工作經驗的人才到這裡來，大家互相交流，共同合作。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人事制度是最核心的、最關鍵的一個制度。
抓緊制度創新，突破體制機制的約束，爭當高端智庫建設的排頭兵
中國經濟時報：《意見》對國研中心賦予重任，黨政、高端“兩型”智庫的定位使國研中心在我國智庫中獨樹一幟，你認為，國研中心應該如何做才能實現這個目標？
隆國強：先談一點我對我國智庫總體的評價。總體來看，無論國研中心，還是其他智庫，要從兩面來講，過去幾十年這些智庫對國家進步是做了巨大貢獻的，你的江湖地位也是由此得來。就是説，大家都認同在過去這些年中，作為政策研究機構給國家出了一些不錯的主意，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是幾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應該充分肯定。
但從另外一方面來説，跟我們國家現在面臨這種複雜的形勢以及決策者在這個複雜形勢下對智庫的期望相比，應該説所有的智庫都還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需要我們去努力。為什麼習總書記説我們中國的智庫發展相對滯後？滯後於什麼？我覺得是滯後於時代的需要，滯後於決策者的期望，所以，要奮起直追，才有了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打造高水準的智庫的使命，能夠讓中國領導人在面臨這麼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科學決策，這就是智庫人的責任。
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按照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去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我前面説的體制機制的問題、人才的問題、管理的問題等。建設智庫我們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學習借鑒別人的，可以比照國際最好的智庫，但是在目前中國較難，難在哪兒？我認為，體制機制的創新是最難的，這些問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有些事情你認為這個是我想到的、該做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做，你會受到一些現有的不符合智庫運作的體制機制的限制。所以，我們和國外同行比的時候，我們的體制機制確實是一大障礙。外國智庫想做一件事，往往説主要是錢的問題，去找錢，去募資，有了錢就可以把最好的人請來，這事情我就能做，不會受編制的限制等等。但是，我們可能會受很多的限制，就算你有錢了，你也不一定能把高水準的人吸引來，也難以按工作需要成立專門機構，有不少的制約。
要能實現習總書記所要求的為黨中央科學決策提供高水準智力支援的目標，就得建設高水準的智庫。建設高水準的智庫的直接結果，是一流的人才開展一流的工作，出一流的成果。實現它，就要依靠一系列的體制機制的支援。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現有的體制機制對建設高水準智庫的約束，所以必須要大膽地推進體制機制的創新，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首要的目標是要改進我們的體制機制，使之符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為此，我們還有大量的、細緻的工作要做。而且，絕對不是説制度到位了，就可以躺下睡大覺了，能自動産出什麼高水準的成果。
國研中心在幾年前就提出來要建設一流智庫，黨組專門做了一流智庫的規劃方案，按照習總書記批示要求和張高麗副總理視察國研中心時提出的“打造國際一流智庫”的目標，制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試點方案。現在，正在進一步地按照《意見》的要求來設計好我們改革創新的方案。這些都是著眼于落實習總書記的要求，打造一個高水準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最終能夠在這裡匯聚高端人才，近期重點是國內的高端人才，如果説我們講得更長遠一點，未來還要匯聚全球智庫研發資源。我們要用全球的智慧來支援我們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高水準的決策諮詢成果，爭當高端智庫建設的排頭兵，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中國經濟時報：那麼，這個目標的具體實現路徑是怎樣設計的？
隆國強：目標很高大上，做起來需要腳踏實地，要從現實出發，一步一步地走。我覺得主要是兩塊任務：一塊是有些體制機制確實在目前是由外部設定的，對這些體制機制我們要深入地研究，提出好的新的制度設計，要和外部的相關部門去對接，要爭取人家對你的理解和支援，你不能説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還有一塊是，在現有的體制機制下是可以做的，但是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説我們去年在政策評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很大的進步。進一步做好政策評估，提高專業化水準、客觀性，還可以繼續改進。再比如説我們成果的推廣等，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概括地講，就是要兩條腿走路，一條就是在現有的體制機制下、現有的許可權之下能做的，我率先就把它做了，包括科研管理、成果推廣、政策解讀等。另有一條就是啃硬骨頭，需要跟相關部門去對接的制度創新，我們就去跟相關部門對接，勇於探索。
要做好所有這些事，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不是憑感覺拍腦袋的事。一個智庫體制機制的設計、改革方案的設計，本身就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專業化的工作。在這方面，國研中心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慢慢地，我們對智庫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深刻，方案也在一步一步越來越完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借《意見》這股春風，搞好試點工作。我們對此也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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