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歐文霍特(William H.Overholt),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總裁、美國蘭德智庫亞太研究中心原主任、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
我所在的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的任務,主要是從亞洲的視角看世界發生的問題。
中國有許多的智囊團,它們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座的都是中國智庫方面的專家,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美國在智庫方面的經驗。
美國現代獨立智庫的起源要追溯到蘭德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蘭德公司建立了美國的智庫。美國發現,獨立智庫有兩大重要用途。其中一個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五角大樓,也就是美國的國防軍隊發現,他們當中有許多財智雙全的工程師,這些工程師在戰爭結束後很難留在華盛頓,所以他們想為這些人才創造一個舒適的環境,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裏。
第二點原因尤為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人們發明瞭核武器。有一位老將軍已經熟悉那些傳統武器運用於戰爭的方式,在核武器研發之後,他們被勸説要用核武器來進行戰鬥,老將軍對這種要求非常不舒服,他不喜歡這樣的新武器角色,因此美國軍隊設立了一個獨立的監管體系,這個體系距五角大樓有3000 英里之遙。核戰略顯示出我們對智囊團的需要。
如何經營一個具有獨立性的智庫?美國蘭德公司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就是非常獨立的智庫,因為它們花心思去阻止政府或一些私有企業的管控。蘭德公司有幾大規則,不許政府介入,董事會成員中沒有政府官員,不接受政府的資金支援。
蘭德公司會跟一些競爭夥伴簽合同,在政府內部也有不同的客戶,所以可能導致這樣一種情況,就是政府的某一些部門對我們公司表示不支援,而其他部門非常支援。在美國就是這樣,我們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完全控制,所以有些部門可能對我們很生氣,而其他的部門仍然支援著我們。
智庫到底是做什麼的呢?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總裁,通常在美國你不會設想十年之後或者二十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但是對於中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説,去設想一個長久的規劃,非常正常和有遠見。
在美國,有的時候經濟研究機構並不會去想長久深入的問題,它們更多地是關注財政和貨幣政策在危機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有一些非常根本、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美國的領導來説是沒有時間思考的。通常智庫做的並不是我們一些官方合同上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不同的客戶會有不同的動機,有的客戶需要我們在他有些緊急情況的時候,進行一些非常
深入的思考。比如,國防部部長哪天突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做,但是我們通常沒有時間去寫下這些規劃。對於中國社科院來説,他們在一些金融和財政的機構當中則做了很多類似這樣的事情。
智庫的最後一個功能是吸引人才。在華盛頓,一些非常資深的民主黨員曾在布魯金斯學會進行了培訓。這個系統不僅在西方存在,在南韓也是如此。南韓有一些發展研究機構或教育機構,將一些學生送到美國讀博士,等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後,他們以三倍的薪水將他們吸收進智庫,幾年之後這些人才就會有所成就。這是吸引人才回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會讓一些非常陳舊的觀念在政府當中永遠存在。
(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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