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新常態：中國進入大轉型階段
文眼
“新常態”現在成了一個熱詞。事實上，“新常態”的提出標誌著舊的發展方式結束，新的發展方式開始。而“新常態”到底是什麼？也就是説新的發展方式到底新在哪，是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上加以思考的，同時更需要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因此，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課題。也許，需要用又一個30年來回答。
——亞夫
中國正在邁向新常態，經濟新常態是一幅由經濟增速新常態、經濟結構新常態、經濟品質新常態、經濟發展動力新常態、財富分配新常態、經濟制度環境新常態構成的畫卷。邁向新常態有一個時間軸，需要經歷由舊常態到過渡態再到新常態的過程。邁向新常態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大轉型的過程。□李佐軍
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
中國經濟是否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若單從過去三十多年GDP增速數據變化規律來看，則目前還難以做出斷然的結論。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增長歷程，經濟一直在波動中前行，表現如下：GDP增速從1980年的7.8%，下降到1981年的5.2%，再上升到1984年的15.2%，再下降到1986年的8.8%，再上升到1987年的11.6%，再下降到1990年的3.8%，再上升到1992年的14.2%，再下降到1999年的7.1%，再上升到2007年的14.2%，再下降到2009年的9.2%，再上升到2010年的10.4%，再下降到2013年的7.7%。不難看出，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過6次下降。
從下降的時間長度來看，2010年以來的這次下降已持續3年，遠比不上1992-1999年那次持續7年的下降，1987-1990年那次下降也持續了3年；從下降的幅度來看，2010年以來的這次下降幅度僅2.7個百分點，1992-1999年下降幅度達7.1個百分點，1987-1990年下降幅度高達7.8個百分點。可見，這次下降持續時間並非最長，下降幅度並非最大。
但是，若考慮到這次下降還在進行中，還考慮到2010年的高點是由刺激政策刺激出來的，再往前的高點是2007年的14.2%，若從2007年那次高點算下來，剔除2010年的特殊情況，則這次下降也持續了5年以上。再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則做出中國經濟已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的判斷，是有較充分依據的。
首先，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已進入到增速換擋的敏感期。據劉世錦等人的研究，成功轉型的經濟體經過高速增長以後均會出現增速回落。“像日本、南韓等成功轉型的經濟體在經歷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以後，每人平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購買力評價指標)，無一例外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
中國按照相同口徑計算每人平均收入，在2013年也會達到一萬國際元左右，這在邏輯上已經非常接近一個增長速度轉折的時點” 。“最近兩年是增長的轉換期，潛在增長率大概是在7%-8%之間，最終可能會穩定在6%-7%之間”。同時，拉美國家和類拉美東南亞國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歐洲的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諸國，都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歷過明顯的經濟增速下臺階過程。
其次，從經濟增長的需求邊動力來看，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面臨越來越多新的約束。在國際經濟危機、人民幣匯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下，中國出口已由原來的年增長20%左右下降到年增長8%左右。由於産能過剩還需要時間消化，要素成本還將上升，發達國家對低附加值産品需求增速下降等，今後的出口再回到以前那種高速增長的局面已非常困難。
製造業投資受産能過剩和投資利潤率偏低制約，房地産投資受空置房較多和房價下行壓力加大制約，基礎設施投資受土地財政式微、地方債務風險加大、新幹部考核制度制約，總之投資增速也難以回復到以前動輒增長20%以上的狀態。消費則是一個相對穩定的變數，也受制于收入分配製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推進情況。
再次，從經濟增長的供給邊動力來看，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雖空間很大，但也難以支撐出過去三十多年那樣的高增長了。改革開放還有較大的紅利，但容易改的已改得差不多了，留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今後改革的阻力和難度不可小視。工業化開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後半場，城鎮化已進入加速階段的下半階段，粗放大發展的時期已經過去，在提高品質階段難以釋放出以前那麼多的結構生産力了。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蔡昉等人認為，這意味著我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在2012年出現。同時，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持續大範圍霧霾的施虐意味著環境承受力已接近臨界點，在不得不向污染宣戰的新形勢下，粗放式高增長會受到很大的制約。
另外，中國經濟增長基數已較大，面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自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國際環境有所惡化，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商品傾銷等此起彼伏，這種情況今後還可能持續。這也制約著今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改革發展一直伴隨著結構調整，也一直伴隨著不同程度的結構調整陣痛，但為何目前處於“結構調整陣痛期”？這主要是因為目前的結構調整陣痛尤為顯著而有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多種結構調整陣痛相交織。與以前歷次結構調整有所不同，本次結構調整表現為六個方面結構調整交織進行。産業結構調整中産能過剩産業、低附加值産業等面臨被壓縮和淘汰的陣痛；區域結構調整中區位條件差、人口聚集能力低的地區面臨“空心化”和“邊緣化”陣痛；增長動力結構調整中出口和投資依賴部門面臨地位下降陣痛；財富分配結構調整中層級較高政府、壟斷特權行業、特權階層面臨財富或收入佔比下降陣痛；要素投入結構調整中初級資源部門、無技能人員面臨機會減少陣痛；排放結構調整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行業和企業面臨嚴厲管制陣痛。
其次，與過剩經濟相交織。上個世紀80年代初、80年代後期和1993-1999年的幾次經濟結構調整都是在經濟短缺條件下進行的，可以通過發展生産力等途徑較好解決，造成的經濟震蕩較小。但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已由短缺經濟變為過剩經濟，特別是加入WTO以來變成了面向全球市場的過剩經濟，産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2008年以來的反危機措施又進一步加劇了産能過剩。在過剩經濟條件下進行結構調整需要“傷筋動骨”，觸動存量利益結構，帶來經濟較大的震蕩。
再次，與增長速度換擋期相交織。過去幾次結構調整都是在經濟“週期性下降”(下降後還會反彈至原來的高度)情況下進行的，隨著經濟週期性恢復，結構調整陣痛較快消失。但本次結構調整是在經濟“趨勢性下降”(下降後難以反彈到原來的高度)情況下進行的，即伴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換擋，由此導致結構調整陣痛程度較深、持續時間較長。
第四，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相交織。以前的結構調整沒有伴隨經濟刺激政策後果的消化，因而結構調整的複雜程度較低。但本次結構調整需要消化2008年以來強有力刺激政策的後果，因此結構調整的複雜程度較高。複雜性主要體現在：需要在經濟泡沫較多、財政金融風險較大、又要嚴守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條件下進行結構調整。
最後，與“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相交織。以前在進行結構調整時，中國尚未進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因而社會對結構調整陣痛的敏感度較低。但本次結構調整是在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進行的，社會對結構調整陣痛的敏感度很高，稍有不慎可能引發社會問題。
本次“結構調整陣痛期”的結構調整將帶來以下陣痛：
第一，部分企業將遭淘汰。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高成本時代”悄然到來、轉型升級壓力加大、國際環境發生變化、資源環境約束加大的新形勢下，部分産能過剩行業企業、生産低附加值産品企業(包括低附加值出口導向型企業)、 “三高行業”企業等將遭遇被淘汰的命運。
第二，部分地區將陷困境。如資源枯竭型城市將隨著資源的枯竭、資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價格的下滑、人口和人才的流失而陷入困境。區位條件差、交通落後、産業基礎差、沒有特色資源的部分農村，將隨著農村人口的城鎮化而陷入“空心化”、“邊緣化”境地。部分區位條件較差、産業不配套、人氣不夠、“三高産業”比重高的園區，將隨著土地財政的式微、房價的波動、融資成本的上升、節能減排力度的加大而陷入困境。
第三，部分低技能人員失業。隨著工業化、經濟服務化、産業高端化的推進，那些傳統行業(如傳統農業、城市的非正式行業等)的無技能、低技能人員，特別是不掌握基本資訊技能、年齡偏大的人員，將被新形勢淘汰，失去工作崗位。
第四，部分政府部門減權。隨著經濟增長主要由需求邊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拉動向更多地由供給邊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拉動轉變，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定改革任務的逐步落實，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和幹部考核導向的變化，部分原來比較滋潤的經濟管理部門或者面臨減權，或者面臨裁撤，或者必須轉向。
第五，財政金融風險凸顯。在結構調整過程中，隨著上述部分企業遭淘汰、部分行業調整、部分地方陷困境或“空心化”，必然會減少部分財政收入來源、增加財政支出負擔、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即加大財政金融風險。若經濟同時面臨下行壓力，則風險更大。
中國進入“中等收入轉型升級陷阱”敏感期
“中等收入轉型升級陷阱”的核心含義是，在中等收入水準階段主要面臨的是轉型升級陷阱，在特定制度和國際環境下，因轉型不好、升級不上，而陷入經濟長期停滯狀態。從歷史經驗來看，陷阱並不表現為一個國家經濟倒退而“絕對陷下去”，而往往表現為在某些階段上該上臺階而上不去、但其他國家上去了而顯得“相對陷下去”，因此，與其説是面臨“陷阱”，不如説是面臨越不過的“坎”，或上不去的“臺階”。
在低收入水準階段，許多國家面臨的最關鍵的“坎”是“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存資料僅按算術級數增長，除非通過技術進步、對外貿易甚至殖民開拓等大幅增加生存資料，否則多增加的人口就要以戰爭、饑荒和瘟疫等方式被消滅掉。
納爾遜(NelsonR.R)的“低水準均衡陷阱”理論是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的，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過快增長是阻礙每人平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本投資，使投資和産出的增長超過人口的增長，才能衝出“陷阱”，實現每人平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經濟增長。在低收入水準階段向中等收入水準階段過渡的階段，也就是農業文明時期向工業文明時期轉換的階段，也容易出現因傳統觀念和封建制度障礙太大，而不能順利越“坎”的陷阱，中國封建社會持續數千年以致在近代落後挨打就是例證。
在中等收入水準階段，許多國家面臨的最主要的“坎”就是本文重點討論的“中等收入轉型升級陷阱”。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準階段後，意味著已擺脫了“貧困的惡性迴圈”，主要任務是向高收入水準階段進發。但在向高收入水準階段前進的過程中，隨著消費結構升級、工業化和城鎮化進入新階段、資源環境約束加大、要素成本上升、經濟增速換擋和國際産業分工地位提高等，經濟必須轉型升級，主要表現為産業必須由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産業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産業轉型升級，由低附加值産業向高附加值産業轉型升級，由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産業向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産業轉型升級等。而這種轉型升級需要具備一系列制度條件、要素條件和國際環境條件，許多國家在這一階段陷入陷阱，其核心原因是這些條件沒有及時跟上。
在高收入水準階段，一些先發達國家同樣可能面臨長期低迷增長的陷阱。這一階段的陷阱更多地表現為制度持續創新和技術引領能力不能滿足國際競爭的需要。進入高收入水準階段的國家目前還是少數，進入這一階段面臨的陷阱往往與更先進國家的競爭有關。如曾經十分輝煌的英國由於過度擴張和制度創新速度太慢，而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長期陷入低速增長狀態。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由於經濟過度泡沫化和技術創新路徑選擇有誤，而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陷入已持續二十多年的低迷增長狀態。
中國目前正處於中等收入水準階段，故我們面臨的是“中等收入轉型升級陷阱”的挑戰。從當前已出現的經濟增速下行、國民經濟運作效率下降、經濟泡沫較嚴重、內需不足、投資依賴、創新驅動不足、産能過剩、資源環境壓力大、要素成本上升、城鎮化與工業化不協調、貧富差距大等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轉型升級陷阱”敏感期，雖然還未陷入陷阱，但面臨陷入陷阱的危險，對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中國進入“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
中國重化工業階段尚未結束，但“上半場”已基本結束，開始進入到“下半場”，理由如下。
第一，雖然部分重化工業近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並不意味著重化工業階段已經結束。主要是因為：中國工業化正處於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2020年後才能基本實現工業化，這一階段工業化仍以重化工業發展為主要特徵；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53.7%，尚處於加速階段上，至加速階段結束還有近20年，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很大的空間，城鄉居民對住、行、用的需求潛力還很大；許多重化工業企業已形成了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産品打入到國際市場，即便是國內市場需求下降，也可憑藉競爭優勢滿足部分國際市場的需求。
第二，資源和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已呈頹勢，表明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正在退出。任澤平的研究表明，煤炭、化工、鋼鐵、有色等重化工行業近年來的銷售利潤率大幅下滑，明顯低於工業企業的平均銷售利潤率，從國際經驗和長期趨勢看，這些行業的需求歷史峰值已臨近。2013年建築、煤炭、鋼鐵、電氣等的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明顯低於固定資産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冶金、電力、煤炭、建材、石油、化工等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將在2015年前後出現峰值，之後逐步回落。自2012年至2022年，冶金比重從5.6%下降到3%；電力從2.3%下降到1.2%；煤炭從2%下降到1.1%；建材及其他非金屬礦製造業從3.2%下降到1.7%；石油從2.9%下降到2.8%；化工從4.1%下降到3.9%。
第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正是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的典型特徵。醫藥、儀器儀錶、運輸設備、專用設備等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未來需求空間較大，銷售利潤率呈上升趨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整體呈上升趨勢，大約到2020年前後才趨於穩定。2012年至2022年間，金屬製品從1.1%上升到1.6%；機械製造業從3.1%上升到4.5%；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從2%上升到2.8%；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從1.4%上升到2%；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從1.9%上升到2.7%。
第四，2013年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開始超過第二産業比重43.9%，這也意味著重化工業階段開始進入新時期。從各國經驗來看，重化工業往往與生産性服務業相交融發展，但重化工業階段上半場和下半場對生産性服務業的依重程度不同，在上半場依賴資源能源更甚于生産性服務業，在下半場由於技術和知識比重更高，對生産性服務業的依賴度則更高。在重化工業階段下半場，典型工業化國家普遍都出現過製造業服務化趨勢，製造業升級依賴於生産性服務業的推動與融合發展。1970年至2000年間，美國製造業的服務業投入系數就從13.3%上升到22.7%，日本則從10.9%上升到17.9%。
同時，國際經驗也表明：以鋼鐵、冶金、建材為代表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重化工業佔製造業比重達到峰值時所對應的每人平均GDP大致在11000國際元左右；以金屬製品、電器製造、交通運輸設備製造等為代表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重化工業比重則持續上升，大約在每人平均GDP達到15000國際元左右時才趨於穩定。2012年我國每人平均GDP達到9136國際元，已接近典型工業化國家鋼鐵行業比重達到峰值的階段。當年我國冶金行業比重雖達到5.6%，但較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同時行業面臨較大調整壓力。
中國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後半場”
城鎮化加速階段是城鎮化最重要、最顯著的階段，又可分為前半場和後半場。其中，後半場的特徵如下：(1)服務業或第三産業佔主導地位；(2)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或中速增長；(3)資源消耗較少；(4)農村富餘勞動力較少，城鄉收入差距較小；(5)城鎮數量增加較少，城鎮規模擴張較慢，城鎮化品質日益重要。
根據這些特徵進行分析，中國已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後半場。
第一，三産增加值佔GDP比重開始超過二産比重。2013年中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46.1%，首次超過第二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43.9%；2014年一季度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更是達到49%，高出第二産業增加值佔比4.1個百分點。三産比重超過二産比重意味著城鎮就業吸納能力更強，有利於推進以農民市民化為內容的人本城鎮化。
第二，中國經濟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自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開始由過去三十多年的9.8%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轉入到8%左右的年均增長速度，2011年GDP增速9.2%，2012年7.8%，2013年7.7%，且目前經濟還處於下行過程中。經濟增速換擋意味著經濟規模擴張拉動城鎮化的動力減弱，城鎮化不得不向品質型城鎮化轉型。
第三，能源消耗總量增速近年來明顯下降，氮氧化物等部分污染物排放總量開始下降。中國能源消耗總量增速自2004年的16.1%，下降到2008年的3.9%(明顯受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再反彈到2011年的7%，再下降到2012年3.9%、2013年的3.7%。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從2006年的1523.8萬噸快速增長到2011年的2404.3萬噸，2012年氮氧化物排放總量2337.8萬噸，比2011年下降2.77%，這是有統計數據以來的首次下降。能源消耗總量增速和部分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意味著粗放型城鎮化正向綠色低碳城鎮化轉型。
第四，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劉易斯拐點”趨近。2004年就開始出現了“民工荒”，近幾年來，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都開始出現“用工荒”，勞動力工資持續上漲。根據對外來務工人員的調查(主要調查對象為低技術工人)，除2009年外，自2003年開始，製造業工人實際工資每年上漲5%—10%。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09年的3.33倍，降到2010年的3.23倍，2011年的3.13倍，2012年的3.10倍，2013年的3.03倍。
雖然中國的人口城鎮化尚處於加速階段上，農業勞動生産率與非農産業生産率還有較大差距，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還有3倍左右，目前尚不能得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結論，但近年來農村富餘勞動力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用工荒”特別是“技工荒”不時出現已是事實，“劉易斯拐點”確是越來越近了。“劉易斯拐點”趨近意味著城鎮化必須更加重視城鎮的品質。
第五，城市數量增加很少，城鎮化品質日益受到重視。中國城市數量從1978年的193個，快速增加到1998年的668個，再逐步減少到2009年的654個，隨後緩慢增加到2011年的657個、2012年和2013年的658個。“十八大”以來，推進新型城鎮化成為重要任務，新型城鎮化的主要特徵是提高城鎮化的品質。2014年3月17日發佈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對提升城鎮化品質做了全面規劃。因此，城鎮化開始由粗放發展階段進入到提升品質的新階段。
中國處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階段
近年來，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有如下一些表現和原因。
一是區域産業合作和産業轉移越來越多。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區位條件和要素稟賦優勢，有不同的特色優勢産業，面臨不同的成本壓力，因此開展區域産業合作可以實現共贏。而且，由於一些先發展地區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環保成本快速上升，而後發展地區在這些方面擁有明顯的低成本優勢，因此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産業轉移和重組就具有內在的動力。而區域産業合作和産業轉移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中可以更好地實現。
二是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日益頻繁。由於戶籍制度逐步放開，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越來越小，加之不同地區生産生活條件存在差異，人口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日益頻繁。2012年就有2.36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在城鄉之間流動。人口流動不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而頻繁流動，必然帶來生産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流動，這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動力。
三是環境治理的聯防聯控日益迫切。中國氣象局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平均霧霾天數為52年來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等13地均創下“歷史紀錄”。2013年是北京正式執行新《環境空氣品質標準》的第一年，全年空氣品質一級優天數41天，二級良天數135天，三級輕度污染天數84天，四級中度污染天數47天，五級重度污染天數45天，六級嚴重污染天數13天。全年三級輕度污染以上的污染天數佔全年總天數的51.8%，超過一半。
持續的大範圍霧霾使得大氣污染治理迫在眉睫。但霧霾具有流動性，單靠行政區域內畫地為牢地進行治理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進行區域聯防聯控。這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巨大的壓力，這也正是中央強力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四是交通通訊的快速發展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需要條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交通通訊在區域之間的順暢連接。所幸的是，近年來高鐵、高速公路和民航快速發展，以及移動網際網路大規模普及和推廣，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強大的支撐。
2013年，我國高鐵總營業里程達11028公里(佔全世界高鐵總營業里程的一半左右)，在建高鐵規模達1.2萬公里，成為世界上高鐵投産運營里程最長、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經超過了10萬公里，已經超過了美國的9.2萬公里，居世界第一。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網際網路上網人數6.18億人，其中手機上網人數5.0億人，網際網路普及率達到45.8%。
五是政府政策大力支援區域經濟一體化。除了最近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區、長江經濟帶外，還有前三十年已經實施的深圳、珠海、廈門、汕頭、海南、喀什經濟特區等國家級特區；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群島、甘肅蘭州、廣東南沙、廣東珠海橫琴等國家級新區；浦東新區、濱海新區、重慶統籌城鄉、成都統籌城鄉、武漢兩型社會建設、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深圳市、瀋陽經濟區、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廈門市深化兩岸交流合作、黑龍江省現代農業等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及義烏市國際貿易、溫州市金融、珠三角金融改革創新、泉州金融等綜合改革試驗區等，都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密切關係。
上述國家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國家的政策支援，這也成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的重要原因。
(作者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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