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滄海桑田，乾坤巨變。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發展的成就為世界所矚目。經濟的快速發展，改善並衝擊著中國人的生活，社會現實開始呈現出複雜的多樣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也急劇分化。
在竹立家教授看來，改革開放所引致的中國經濟和社會文化結構的變化，使中國步入了社會矛盾複雜多樣的“風險社會”。中國未來的改革和發展，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這集中體現在貧富差距問題、三農問題、腐敗問題、就業問題、社會誠信問題等五個社會燃點問題上。
那麼，在後改革時代，中國必須實現發展的戰略轉型，即必須完成從現代化社會到現代性社會、從生産型社會到消費型社會、從權力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改革的重點必須從經濟體制改革轉移到政治體制改革。換句話説，“必須通過社會結構性改革來有效解決五大社會問題。只有如此，才能跨越風險社會，為中國未來穩定可持續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風險社會”與不確定的未來
朱敏： 可以説，對中國現階段社會現實狀況的正確認知與解讀，是對中國未來現代化發展戰略與實現路徑進行頂層設計的基本前提。我們所關心的是，在人的自主性增強、社會現實出現複雜的多樣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急劇分化、社會發展的未來呈現極大的不確定性，以及社會公眾的觀點或意見紛呈而共識不斷流失的狀況下，我們能否重構與人類文明發展目的相一致的改革理論體系，並在這一理論體系的指導下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
竹立家： 不可否認，與資訊技術革命把整個人類文明帶入風險社會相一致，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也正在把我們帶入一個風險社會，改革與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增強。正確認識阻礙改革與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並通過深化改革消除改革阻力，使現實的不確定性中內含著一個確定性的未來，是我們當前極為緊迫的任務。
文明進程與發展經驗表明：“不確定性”與現代化結伴而行，是人類社會在對“現代性”的苦苦追求中的一種“常態化趨勢”，是當前文明發展“現實狀況”在人頭腦中的正常反應。惟其如此，“不確定性”這一概念才成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哲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研究領域的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尤以後現代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為代表。它的總體特點是對“現實的合理性”提出思考、質疑和評判，並企圖“確定”從當前狀況中“演變”出某種結果，從而能對文明的未來或“合理的現實性”作出一個“確定性”的回答。
朱敏：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不確定性”都是對社會總危機的一個正常反應或總概括。在西方思想流派中，後現代主義者們基本是“破壞”多於“建設”，對“不確定性社會”的來臨無能為力，幾乎沒有提出像樣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對此您怎麼看？
竹立家： 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一個差強人意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其後成為一個“實踐樣本”，但其解決方案目前也遇到了大麻煩，伴隨著世界普遍的經濟危機而陷入窘境，加深了人們對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認識，對文明未來的悲觀主義預測成為社會的普遍心態，人類急需知道一個確定性的未來。
“風險社會”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1986年在德國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這一概念，可以理解為是基於對“現代性社會”或當代社會現實狀況的“不確定性”的一種界定，並企圖在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制度演變的張力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或未來的“確定性”。不確定性是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徵或內在品性。之所以對“風險社會”及“不確定性”理論做此概括，目的還是要對當代中國是否進入“風險社會”確立一個分析框架，以便對中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風險或不確定性進行診斷，確定中國社會避免風險並進行有效改革的現實路徑。
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對當代中國社會現狀進行正確的理論認知與解讀，必須立足於我們對社會本質的再認識，毫不含糊地表明我們改革與發展所依據的價值是什麼，並由此對發展中的“現實”進行批判，形成和凝聚進一步改革與發展的“共識”，消解社會改革與發展進程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伴隨資訊技術革命和市場經濟進展，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的內部與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謀劃發展帶來一定的風險，使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我們必須本著“批判現實主義”理念對“發展中的現實”進行剖析和判斷，找出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與不足，以便使中國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跳出“風險社會”的改革困局
朱敏： 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化，一方面為深入推進改革拓展了新的空間，提出了新問題；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必須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認真地本著理論創新性和實踐可行性的原則回答這些問題。
竹立家： 對，結構性變化主要有兩個。第一個結構性變化是“經濟結構”的變化。“市場經濟體制”成為我們社會各種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國家配置”的原有模式。市場經濟有三個主要的結構性特徵，一是産權或所有制；二是通過價格體系對經濟活動的調節；三是以利潤和收益最大化為經濟目的。
這三個特徵，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繁榮，增強了經濟活力，但同時，由於轉型期對市場的法律約束和對權力的民主約束不夠健全，也逐步推動了社會“不公正”的擴散，客觀上造成了社會利益分層的固化和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引起人們的思想觀念混亂或多元化，並進而使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受到質疑，或使經濟發展的目的失去了終極價值的保證，使全社會産生“價值迷茫感”，人們對未來發展的價值“確定性”喪失，“風險社會”逐步顯現。
我們必須強調的是，經濟結構變化和市場本身並不是問題，或者説市場本身並不必然帶來“風險”。問題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權力結構”或“社會治理結構”也必須要改變，“風險”的最終根源是社會治理結構滯後所造成的。
朱敏： 第一個結構性變化是“經濟結構”的變化，那麼第二個結構性變化是什麼？
竹立家： 與第一個結構性變化相聯繫，第二個結構性變化是“社會文化結構”的變化。在三十多年的時間中，中國社會的快速現代化，使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發生了突變，呈現出五個重要的結構性特徵，即：技術化、商品化、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劇烈的社會文化“結構性重組”，不但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而且也改變了人的心靈、人的觀念和認知世界的方式，個人的自主意識和自覺意識增強，個體決策成為社會活動的主要形式之一。
資訊技術的運用，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繫的方式，即由直接聯繫向間接聯繫轉變；商品化突出了“錢”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而歷史經驗證明，能用錢買到的東西越多，這個社會的公正性就越差；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會越來越成為一個陌生人社會，傳統的熟人社會離我們越來越遠，基於傳統信任的個體的安全感也就越來越小。這些社會文化結構性因素的變化所導致的一個綜合性結果，就是社會運作和個體感覺的未來不確定性增強，中國文明發展也進入一個“風險社會”階段。這就要求我們在新的發展時期，在對社會現實狀況深刻認識的基礎上，謀劃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給國家民族一個確定的未來。
朱敏： 正因如此，新一屆政府和國家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夢”的目標。那麼，您剛才談到這兩個結構性變化，究竟給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造成了哪些具有現代意義的影響？
竹立家： 由於這兩個結構性變化，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的現代性特徵顯現，社會的文明程度提高；另一方面，這種結構性變化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所引起的衝擊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複雜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需要我們具有高超的智慧和堅強的決心深化社會改革，推進社會結構性重組，消解劇烈的社會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跨越風險社會這一必經的歷史階段。
朱敏： 具體來説，目前由於社會結構性變化所引發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有哪些？
竹立家： 簡單地講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發展的核心價值模糊與對眼前利益或現實利益的追求共振，使社會心理普遍失衡，社會的浮躁心理擴散，社會的價值導向失靈。這種狀況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增強，使“風險社會”的來臨具備了觀念和心理基礎。
其次，“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與“去組織化”並行，使社會管理與社會監督出現大量的空白，削弱了現代性社會正常運作的組織化基礎，致使“風險社會”的來臨具有了可能的現實性。這就是説，一方面，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現象的蔓延使公共組織“自我服務”狀況加劇，利用公共權力亂收費亂罰款謀取部門或個人利益，致使“公共機構私化”，市場監管、社會管理與服務的公共責任精神下降；另一方面，資訊技術的發展與虛擬社會的形成，為社會的“去組織化”創造了技術條件，致使組織規範或邊界消失，個人的自主性超越了組織規範，形成更為個性化的話語體系，導致“組織話語”弱化。在這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與“去組織化”雙重擠壓的狀況下，隨著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和規範管理失效，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確定性增加和“風險社會”的降臨。
再次，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社會階層固化”形成巨大反差。這種狀況，容易造成社會核心價值空置和社會基本制度空轉的不正常狀況。社會改革與發展共識在實踐中被弱化，導致人們對社會發展價值及其制度産生疑惑，形成個體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主體意識是現代社會“個體人”的最根本意識之一，這也是文明發展進步的最根本表徵。
朱敏： 可不可以這樣認為，在具有現代性的社會條件下，主體意識就是公正意識、權利意識、平等意識等，而公正和民主正體現了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
竹立家： 的確是這樣。如果人們在社會活動中感受到的制度運作狀況與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要求有距離甚至背離，社會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階層”，最大限度地享受著改革與發展所帶來的實惠而不思進取與改革，社會就容易産生分裂；具有社會的團結、合作、凝聚力的和諧社會就很難實現，“風險社會”就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形態。
最後，發展成果共用的價值承諾或發展預期與現實中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最終可能造成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並動搖改革與發展的信心。喪失具有一致性的改革與發展共識，促使“政府威信”與“社會誠信”雙雙下降，社會整體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加，社會發展的未來具有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具有平等對話與協商等現代性特徵的、公正與民主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難以形成。
改革面臨“重新適應”的問題
朱敏： 一旦正常的社會公共生活領域遭到破壞，再要凝聚改革共識就會出現巨大的困難，社會發展進步、民族團結、國家穩定就會遇到風險。這對管理者意味著什麼？
竹立家： 意味著必須正視結構性變化，及其所引發的社會現實狀況和時代精神狀況的變化，緊緊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深化改革，並按照社會發展價值的要求、按照民眾的需要和願望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力求在關鍵領域和關鍵環節尋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綱舉目張”，注重社會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問題迴圈”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有一個確定性的未來，也才能使國家民族有一個長治久安的穩定發展局面。
目前，在資訊化和全球化的雙重推動下，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和未來社會發展新秩序的重構，都遇到了較大的麻煩。意見紛呈、眾説紛紜的各種情緒化理論思潮所反映的現實，並不標示著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理論繁榮，而是反映了我們在改革的路徑選擇上面臨著缺乏“核心價值”引導的真實困境。
在中國的社會現實呈現複雜多樣的特徵和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急劇分化的“風險社會”情境下，如何指導和規劃未來的改革，切實從“制度安排”上體現社會發展價值的要求，做到“善政為懷民為天”。這不僅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實踐上的緊迫性。
朱敏： 我們知道，改革是世界性的發展潮流。資訊技術革命與全球化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是把人類文明拋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境況”，這種具有“不確定性”特徵的境況給我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帶來了巨大衝擊。在您看來，這對人類文明意味著什麼？
竹立家： 人類文明面臨著一個“重新適應”的問題，各種文明都呼喚著社會體制改革的重新調整和適應。西方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適應新的文明趨勢，就一直在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90年代為克服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帶來的“社會毛病”，英國又開始了“第三條道路”的改革探索，在西方理論界風靡一時。當然，從目前看來，這些改革嘗試並沒有最終解決它們的社會問題，而體現為一種“問題迴圈”，頻繁上演著社會危機。
中國的改革開放幾乎與西方新自由主義改革同步，本質上也是對文明發展“新趨勢”的有效回應。我們説“改革開放”，事實上是指“改革”與“開放”一樣重要。開放不僅是指在經濟體制上要學習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觀念上要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特點，虛心學習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好東西，並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革。
時至今日，什麼樣的價值和制度是實現人類幸福應該追求的“終極價值”也沒有定論，制度競爭還處於一個過程之中。
築好經濟社會的“防火牆”
朱敏：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社會建設為中心的新的發展階段，而公正民主的發展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是一個社會良性運作與和諧發展的體制機制基礎。對於社會建設的基本取向，您是如何看待的？
竹立家：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人對幸福追求具有終極價值意義，社會的民生建設，不斷地致力於改善民生，是實現社會普遍幸福的根本方法。民眾安居樂業了，民眾迫切需要的教育、醫療、社會安全、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解決好了，人民的幸福感才會增強，政府才會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社會也才能長治久安。
朱敏： 從中國的現實當中，能否找到比較符合這些價值取向的基層案例？
竹立家： 事實上，從2011年我們進行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和民生建設以來，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扎紮實實地做民生工作，用政府的切實行動和基層公務員的辛勤工作構築政府信任的基礎。2012年，我到中部的河南信陽市和山西左雲縣搞民生調研，發現它們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方面的“民生改革”實踐確實做到了群眾滿意，和諧了當地的“社會生態”。山西左雲縣實行15年義務教育制；河南信陽市每個村花18萬元左右，在全市2800多個村建立了“鄉村醫療站”，並對醫務人員集中培訓，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信陽市平橋區花了200萬左右，在全區建立了18個“鄉村圖書館”，大大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改變了鄉村的文化氛圍，提升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質。
朱敏： 這在全國確實也不多見。
竹立家： 這兩個地方為我們提供的重要經驗不僅於此，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在“發展中經濟”條件下，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具體地、有效地推動社會發展、民生發展的樣本。“社會公正”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一個公正的、合理的社會，其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體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體現于這個社會中“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或民生狀況，它反映了這個社會“社會公正”實現的程度。
朱敏： 2013年6月7日，廈門市快速公交的一把大火，讓47條生命瞬間化為烏有，悲劇的發生，令人心痛。不管背後發生了什麼，我們都嚴厲譴責這種極端的、近乎恐怖主義的報復社會的行為。您作為一直關注中國社會改革的研究者，對這起悲劇背後深層次的社會原因有何深思？
竹立家： 誠然，悲劇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嫌犯不滿政府作為而遷怒于社會泄憤的扭曲心理，但是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這一事件，也不能簡單地將悲劇的原因全部歸咎於嫌犯的個人極端行為。個人的行為是無法控制的，然而影響個人行為的外部環境因素卻是可控可究的。此次廈門公交縱火案和2009年6月5日的成都公交縱火案幾乎如出一轍。成都公交縱火案造成27人遇難、74人受傷，犯罪嫌疑人張雲良當場死亡。近年來，因為個人訴求得不到滿足，惡性的報復社會的事件時有發生，迄今已經發生多起公交縱火、爆炸案及幼兒園和小學兒童被砍殺案。悲劇重復上演，一定有社會的原因。
朱敏： 據媒體報道，該案中，嫌犯在作案前，因個人社保問題連續三個月前後跑了屬地派出所、廈門市信訪辦等多個部門尋求解決，但跑了22次派出所都沒辦成，“總被推來推去，沒有人給辦理”。此外，多年來家庭生活拮據，低保收入被切斷，近20年來，曾經兩次嘗試自謀生計，開小吃店、擺攤，都被先後取締，家庭生活來源被切斷，數十年一直掙紮在貧困線上。
竹立家： 倘若政府相關部門在對待特殊群體時能多一點責任心，多一點靈活性，多一點耐心和愛心，多一點關照和照顧，而不是互相推諉“踢皮球”不作為，讓底層民眾能夠感受到政府對他們的關愛，也不至於産生挾私泄憤報復社會的想法。顯然，政府工作沒有做好做到位，是此次悲劇發生的間接原因。
所以，從這起悲劇中，我們可以吸取到的教訓，一是做好社區工作，即社區或單位對特殊群體要主動提供所需的支援與心理疏導，對於屬地處於逆境、遭遇挫折、陷入悲觀絕望境地的弱勢群體以及存在某些心理缺陷的居民，主動給予心理、法律、政策甚至物質的支援和幫助。二是政府部門管理要人性化，即妥善處理好“制度化”和“人性化”之間的平衡；在重視管理法制化的同時也要注意在特殊情況下的人性化管理，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殊情況靈活處理，及時解決實際問題，避免不良心理刺激，化解矛盾，消除隱患。
顯然，看待這樣的悲劇，不能像某些媒體一樣，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卻簡單狹隘地把悲劇的原因完全歸咎於個人，而將人們對此事件發表的一些看法視為“不和諧”的“雜音”。反思，向來是需要冷峻的。為了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需要個人、社區、社會的共同努力。
朱敏： 個人行為是不可控的，如果我們把體制、政策、社會的事情做好了，在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環境中，就不會促發個人極端行為的發生，也就避免了極端悲劇事件。
竹立家： 不公開、不公正、不公平，是百姓最為忌諱的事情。因此，實現社會公正，讓群眾相信政府，就是要執政者正確行使公共權力，保證權力的公正廉潔，就是要把“民生關切”和“善政情懷”放到群眾身上。利用公共財政，照顧好這個社會最需要照顧的人，照顧好了他們，不僅扎紮實實地推進了“公正”這一社會發展核心價值的具體落實，也實質性地照顧好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社會良心”，明確了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導向，匡正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社會風氣”。國家和政府要取得群眾的信任，靠的不是空洞的理論敷陳，而是每一項能真正落實的、群眾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改革措施。
河南信陽市、山西左雲縣的做法，之所以具有標桿意義，是因為一個較為貧困的地方能做到的，我們國家的絕大多數地方只要願意都能做到。公正有效地解決了民眾生存、生活和發展的需求問題，執政的基礎才能穩固，才能常青。從這個意義上講，民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個國家的執政文明，就表現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上，而不是表現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現在經濟增長的數據有多麼漂亮。
朱敏： 我們經常講民生投入，而能展示民生投入實效的，對促進社會文明、社會公正有實質性推進的，最能使民眾滿意的民生投入，看來首先還是應該放到社會最應該照顧的人身上吧？
竹立家： 是的，全國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做到這一點，善政為懷民為天，建設和諧社會的“社會新秩序”就會有一個好的起點。在改革和發展“不確定性”增強的今天，惟有牢牢把握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踏踏實實、公平公正地“謀民生之利、解民生之憂”，才可以讓中國在面臨和處於“風險社會”的情境下，依然可以臨危不亂、笑傲江湖，才可以避免中國陷入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泥淖。古語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依然如此。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