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黃益平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一帶一路”戰略提出背景
CF40： 中國將建設“一帶一路”上升至國家戰略的高度，併發起設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有著怎樣的國內國際背景？
張燕生： 關於“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可以説源於鄧小平的三句話。
首先是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和毛澤東同志論三個世界是一樣的。同時，他指出30年前中國開放的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因為需要西方的技術、人才，這是30年前的不平衡發展、不平衡開放戰略。
當前，IMF和世界銀行都預測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估計將超過美國，居全球第一，因此2014年將是“中國的世界”元年。而且，全球各機構都預測2014年中國將會首次實現對外直接投資（ODI）超過外商對華投資（FDI），因此2014年也是中國對外投資的元年。從2014年到2049年的新35年間，中國開放的戰略是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鄧小平提出的統籌“三個開放”新時期。“一帶一路”建設沿線絕大部分是轉型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中國開始構建新的開放型經濟體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培育引領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
第二，鄧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先形成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大局，然後形成中西部開放開發的大局。“一帶一路”實際上也是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選擇，將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開發和開放，是舉全國之力沿“一帶一路”推動貿易開放的一個新戰略。中國是一個大國，其他國家的時間序列的動態比較優勢在中國體現在橫截面上，即在同一個時點，東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當前統籌兩個大局，實際上是解決中國的區域間發展差距問題，以實現新時期國內的城鄉、區域間均衡性發展。
第三，鄧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新時期的“一帶一路”，實際上是統籌改革、開放的全新戰略，通過全球投資、全球配置資源，形成新的全球影響力。這其中涉及到美國試圖用TPP使中國邊緣化，中國則用TPP倒逼自己新時期的改革，因此開放和改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全方位的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中，都涉及到長期融資，可以看出，無論是亞洲開發銀行還是世界銀行，整個佈雷頓森林體系構建的金融體系已經完全被西方控制。因此我們希望進行補充，因為市場需求很大，僅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亞洲開發銀行就預測為8萬億美元，現有的開放性金融都是杯水車薪，而且他們不是以發展為主題。所以構建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銀行和絲路基金，都是為新時期新的戰略格局變化提供長期融資工具，以促進實現這個大格局。
黃益平： 最簡單的背景就是中國從一個小國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國經濟。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對世界市場沒有顯著的影響。但現在不一樣了，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購買力平價估計的我國的經濟規模甚至已經超過了美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我們通常説的“中國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同時，就像大象再也無法藏身大樹之後，大國經濟很難再如過去那樣“韜光養晦”。比如過去三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起碼也是部分地得益於美國倡導的經濟全球化，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也都積極支援中國的改革開放。但時過境遷，雖然美國口頭上還是表示樂見中國經濟崛起、願意進一步推進美中經濟合作，但是競爭甚至圍堵的聲音在增加。作為一個大國經濟，中國需要走出去，這不僅僅是因為全球危機以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其實也是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外部條件。“一帶一路”戰略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和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CF40： 有觀點認為，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並推進對外投資，其中一個原因是支援當前疲軟的中國經濟維持增長動力，您如何看待？
張燕生：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疲軟”的看法不正確。考察過去3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使用索洛增長模型，把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分為資源再配置産生的效率提升（即改革紅利）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創新紅利。過去35年中，每當改革動力、創新動力釋放出來，這個時期的發展就是最好的。
過去35年，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加入WTO前，中國經濟增速很快，因為，這期間中國的增長動力是靠創新和改革驅動。十四屆三中全會後，在1993年，按照市場經濟要求進行了全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匯率、金融、貿易等方面。1994年前，匯率存在官方價格、調節價格、黑市價格三個價格，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並軌，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大幅貶值至1994年1月1日的8.70人民幣/美元，並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而後逐步實現了並軌。
在加入世貿組織前，普遍認為是“狼來了”，為了應對狼的衝擊，中央政府跑步前進，調整了三千多項法律法規、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應對，銀行、農業、汽車等各行業都擔心跑得慢被狼吃掉，積極應對開放可能帶來的狼衝擊。為什麼入世以後生産率增長貢獻卻減弱了呢？因為入世以後人們發現狼不可怕，改革就停滯了，所以生産率對增長的貢獻反而在2002年以後是減弱的。因此，考察過去35年的發展，可以推斷，未來新35年，也就是2014年到2049年，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勵創新驅動。
從工業的角度來看，能源工業在過去35年生産率貢獻是負的，説明其增長主要靠投資，而不是靠生産率的增長，因為能源的市場化、開放程度是最低的，基礎原材料也是這個情況。這也是為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因為經過35年的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18歲了，18歲的市場機制要發揮決定性作用了，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未來政府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失靈。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積累的對外金融資産達5萬多億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只有5000多億美元，而美國人所持有的東亞資産71%以上都是ODI。因此，中國下一步的戰略任務是如何提升ODI佔比。目前中國對外投資的存量是5000多億，2020年估計能達到1.2萬億，在未來的25年內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即佔比70%。
因此，過去35年都能看到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和開放。堅定不移地推動公平競爭條件下的創新驅動，這是支撐新增長動力最重要的源泉。所以説“一帶一路”絕不是尋求新動力，而是在新時期推動為新一輪高水準開放和高標準改革，所進行的戰略佈局。
黃益平： “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性的大戰略，雖然相應的在國內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或者投資品的輸出必定會有益於經濟增長，但過度解讀它對挽救當前疲軟的宏觀經濟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響“一帶一路”戰略的最終成功。“一帶一路”戰略的根本意義在於通過絲綢之路和海上絲路的建設支援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加快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融合，形成新的長期增長的動力。這就意味著相關的投資必需大膽規劃、謹慎推進，基礎設施項目是否能夠在短期內帶動經濟活動的繁榮，直接關係到這些投資能否得到回報，從而影響到“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概率。而基礎設施建設能否推動經濟增長特別是促進地區經濟融合，不僅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政府間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間的長期合作。如果過度關注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支援，很可能導致盲目、倉促開工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大大降低投資的效率以及長遠的效果。
佈局全球投資的收益
CF40： 習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表示，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未來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增長近三倍。您認為這一增長速率是穩健還是較快？
張燕生： 這個增長速率是比較快的。從過去35年中國“引進來”的情況來看，整個80年代主要引進的是港澳臺企業，而西方發達國家對華投資主要是90年代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的事情，但西方投資很快就進入穩定期。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速度確實非常快，主要原因是高儲蓄率的推動，通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將這部分巨大的資本進行合理有效多元化地配置，確實能夠支撐中國“走出去”。
“走出去”的動機有四種，在不同的地區會形成不同的格局。一是市場，當我國的生産過剩以後，就需要在全球尋找市場。此時就會把一部分公司、行銷渠道等擴展到國外去。二是資源，中國需要尋求資源的全球配置。三是成本，我們需要在要素成本低的國家重新構建競爭力。四是效率，中國要實現從投資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的國家，離不開“走出去”。因為全球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高端人才主要分佈在美洲大三角地區。只有在該地區建立研發中心、設計中心、人才中心、諮詢中心，與世界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高端人才保持“零距離”的接觸，才能獲得最新的理念、概念和實踐，才能對“引進來”進行大規模的管理和應用。
實際上“一帶一路”沿線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從國內來講是舉全國之力，從全球來講是全方位國際合作。舉全國之力是綜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東部發達城市和新疆、雲南、寧夏等西部不發達城市的實力。而全方位合作是指不僅僅只有中國大陸企業“走出去”，還有與港澳臺、美日歐之間的國際合作。
“三中全會”總結了三句話，一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體制角度提出了如何與國際高標準對接的問題；二是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舉全國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了怎麼統籌開放，哪些方面開放的問題；三是培育引領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從低成本的要素優勢向技術、品質、品牌、服務和成本“五位一體”的綜合競爭力優勢轉變。我覺得，下一步我國會在這些方面産生巨大的變化。
CF40： 中國推動大規模資本對外輸出，有何收益？
張燕生： 過去我們是從國內的角度配置資源和市場，未來將從全球視角去配置。目前國內很多産業的産能過剩很嚴重，産能利用率平均只有72%，以往我們認為鋼鐵等傳統産業要淘汰、轉移，但是從全球來講，都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在開國際會議時，非洲兄弟説中國的過剩産能恰好是非洲的發展機遇，比如發電能力、裝備能力、鋼鐵、水泥、電解鋁、玻璃等等，都是非洲嚴重短缺的。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也發現，中國産能過剩的設備，對他們而言都是先進的技術，因此國內市場可以沿著“一帶一路”進行資源的全球配置。按照克魯格曼的經濟學理論，“一帶一路”的增量部分，定價只需要覆蓋固定成本，銷量增加就可以攤薄固定成本，實現邊際收益遞增，也就可以增強競爭力。
當前國內很多的産業都是市場、資源、生産“三頭”在外。有一個問題我困惑了很久，為什麼要把鋁土礦、鐵礦石、石油運回國內，完成加工再賣到全世界，為什麼不能在資源所在地，用當地的環境容量、排放容量，投資建廠生産電解鋁、氧化鋁和鋁錠等産品，然後把産品賣到全球，其中一部分用來滿足國內需要。從全球資源配置角度來看，只要不脫離實體經濟為主，就不會産生空心化問題，同時還能把價值鏈放到全球範圍內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和調整，形成全球範圍內的産業、服務、資本、人才佈局，以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這是中國真正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在全球扮演領頭羊的重大決策，而中國所收穫的利益也將是戰略性和全球性的。
習主席提出了幾個觀點。一是未來十年中國的ODI將達到1.25萬億美元，在未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年均估計是27%，為世界其他地方創造的就業將達到700萬人，中國的發展將惠及全世界，歡迎大家搭便車，共用新的發展理念。
二是發展必須要遵循自然規律，實現可持續發展。在“一帶一路”沿線，無論是海上還是陸上，要更加重視人和人之間、人和自然之間、人和歷史之間的關係。
三是發展必須要遵循社會規律，實現包容性發展。包容性發展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將會給沿線的最廣大的老百姓創造公平參與的機會。同時能夠使沿線的國家和中國人民一道共用發展成果，創造全方位國際合作、共用發展的新模式。
黃益平： 未來10年對外直接投資1.25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年平均1250億美元，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大，其實並非特別驚人。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2004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幾乎為零，今年全年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按照這個趨勢來看，未來10年平均每年投資1250億美元，這個估計相當保守。另外，2004年的時候我國的外匯儲備為6100億美元，現在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也就是説過去10年間外匯儲備增加了三萬多億美元。假定未來金融改革包括匯率改革和資本項目開放，央行將大大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外匯儲備的積累就會大大放慢，這樣資本流出就會更多地以民間投資的形式。當然現在經常項目順差已經大大縮小，資本流出的總規模可能會隨之有所收縮。由企業替代央行進行對外投資，原則上看應該是一個進步，因為企業知道需要什麼、能做什麼，當然前提是企業面對硬的預算約束。如果是像過去一樣由國有企業大把地往外撒錢，投資效率能否改善則不好説。
CF40： 中國推動對外資本輸出，能否有效化解中國産能過剩的問題？對化解國內鉅額外匯儲備有什麼作用？是否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張燕生： 外匯儲備涉及到複雜的系統性問題。我們在2007年的研究得出，如果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加快、利率市場化加快，只需要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此當前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産中，至少有3萬億美元需要由儲備資産轉化成非儲備資産，進行合理多元化的管理和運用，可能變成政府、企業或自然人的對外投資。2013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2592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3635億美元，加工貿易中80%以上是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出口已經從過去的佔比55%下降到了38.9%，隨著成本驅動型資本轉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去，加工貿易順差未來將會下降到非常有限的數目。我認為“十三五”時期，貿易順差很可能會成為平衡甚至逆差，如果ODI持續大於FDI，隨著資本市場開放，可能出現證券投資、短期資本流動逆差，使“雙順差”局面出現結構性變化。到那時，中國就進入用價格來出清國際收支差額的階段，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
隨著中國的“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毫無疑問也變得非常重要。因為走出去時，馬上會面臨外匯風險，這時人民幣會開始逐步成為貿易結算、投資、儲備貨幣，這是隨著時間序列推移一步步變化的。
佈雷頓森林體系破産後，浮動匯率合法化，國際社會為什麼沒有拋棄美元，進入所謂的“後牙買加時代”？美元的國際化很大程度上受益於歐洲美元市場和亞洲美元市場的興起，尤其是歐洲美元市場，在美國境外形成了一個有相當深度的離岸美元市場體系，包括即期、遠期、期貨、期權、互換等一整套貨幣和資産市場。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在貿易結算、投資、儲備貨幣之外，核心問題是要在境外形成一個有深度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體系，可以在境外形成人民幣股市、期市、債市、匯市的市場體系，進行即期、遠期、期貨、期權等業務，人民幣就可以成為套期保值、風險對衝、融資的貨幣。這樣，一方面能夠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另一方面通過離岸和在岸市場倒逼國內金融市場深化和市場化改革，因為在發展離岸市場時，通過學習倫敦、香港等金融中心的基礎設施、制度建設，加快國內金融現代化的制度建設。目前，關鍵問題是在過渡時期如何抵禦風險。
黃益平：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行為，我們最好就從企業獲得最佳投資回報的動機來理解，不要過多地考慮其他方面的目的。比如，對外直接投資確實有可能幫助化解一部分國內的過剩産能，但究竟能發揮多少作用則不好説，過剩産能産品的輸出是有運輸半徑的，很多建材恐怕還是在當地生産效率更高。同樣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當然對人民幣國際化會有幫助，但這個不是一個直線關係，日本有很多企業在世界各地，日元國際化的程度也不見得就有多高。還是那句話，是什麼事情就當什麼事情做，人為地賦予它太多的功能反而更可能把事情搞砸。
亞投行與絲路基金運作方式
CF40： 金磚國家銀行、亞投行都被認為是中國資本對外輸出的平臺，您對它們的定位和作用如何評價？
張燕生： 現在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由英美主導的，最大的問題是忽略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權益和利益要求，讓窮國遵循發達國家的規則。可以看出，無論是GAT還是WTO，所有談判都能成功，但符合發展中國家權益的，比如多哈回合談判卻失敗了。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在當今世界實際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金磚國家銀行，是以發展為主題，探索能夠符合發展中國家國情、發展階段和可承受能力，以長期融資為發展服務的開放性金融工具。因此，它對現有的世行是一個補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是為亞洲鉅額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需求提供長期融資工具。更多地培育亞洲的長期投資者，把保險、養老基金等資金通過創造長期融資工具，用於本地區的發展。
金磚銀行、亞投行是有著巨大功能的，我認為不是中國的資本輸出的工具。從資本額來看，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加總只有兩千多億美元左右。而中國對外金融資産有五萬多億，外匯儲備有3.8萬億，這幾個機構的資金總額只是中國每年ODI很小的部分。這幾個機構是從負責任大國的角度來探索、解決發展中世界所需要的長期融資工具和政策性、開放性金融工具，是全方位國際金融合作的新舉措，而不是中國要輸出新殖民主義、輸出資本或輸出霸權。
黃益平： 其實我覺得金磚國家銀行和亞投行輸出的最主要的還不是資本，而是經濟發展的理念和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我們可以想想為什麼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要建立這些新的國際組織？其實起因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大家發現原來由美國主導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有不少缺陷，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反映最近以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事實。中國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曾經試圖推動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改革，但舉步維艱。説得客氣一點，金磚銀行和亞投行是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補充，説得不客氣一點，它們就是發展中國家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創立的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挑戰。因為中國是最主要的資金貢獻者，所以有人把它們理解為中國資本輸出的平臺也不算為過。但這不是它們創立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與新的經濟力量相適應的國際經濟秩序，也許以更加有效的國際經濟政策框架推動國際經濟合作和各國經濟發展。
CF40： 現在已明確，亞投行由財政部主導，絲路基金由人民銀行主導，您認為二者如何協調分工？
張燕生： 這裡的主導不是指作為中國稱霸世界的工具，而是全方位國際合作的工具。在分工方面，中國總需要出資人和負責人，所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歸屬財政部負責。在開發性金融方面，過去亞洲開發銀行的對接單位就是財政部，所以財政部有長期的和亞洲開發銀行打交道的經驗。絲路基金作為基金，毫無疑問人民銀行是最合適的。我還是建議不要把他們看作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這樣別人會認為是新殖民主義。
“絲路基金”作為基金，會根據基金的宗旨來決定投資方向、領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多的是多邊的、帶有長期融資工具的國際金融機構或者投資機構，兩者不完全一樣。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多地可以看作是亞洲開發銀行的補充，絲路基金投資人肯定有著更大的話語權，有更多的權益要求，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是多邊的一個帶有國際性、區域性的開放性金融，更多的是本著理念和標準，而不是投資人的要求來提供長期性的開發性金融的工具和金融的支援。
我認為二者應該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因為亞投行有21個成員國，且各國出資額、話語權不完全相同，亞投行應該更多地開展長期性、以發展為主題的、具有開發性質的融資項目。絲路基金可能更多地還是要考慮商業利益。
黃益平： 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還在建立過程中，同時還有一個海上絲路銀行即將籌建，現在要明確它們之間的分工可能比較困難。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亞投行是由財政部主導的，而絲路基金是由人民銀行主導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目的是一樣的，即通過支援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區經濟發展與合作。如果望文生義地做一個推測，我們估計亞投行更像是一個典型的國際組織，其目的是幫助各國發展基礎設施，因此提供的融資的條件會比較優惠，而絲路基金應該大致按市場規則運作，追求回報。不過這些只有等兩個機構真正運作起來之後才能見分曉。
資本“走出去”的風險
CF40： 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存在怎樣的風險？
張燕生： 中國在對外投資時遇到的風險很多。作為新進入國家，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不完善、不協調。因此，一套良好的“走出去”機制是，公平選擇承擔不同領域、不同項目“走出去”角色的合格企業的重要武器。“十五”期間，我們鼓勵“走出去”，鼓勵到國外去找資源、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十一五”，“走出去”開始強調更多地與國外開展合作；“十二五”，品牌、技術以及東道主的社會責任等都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走出去”不僅要考慮經濟因素，更要考慮非經濟因素。比如，給當地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創造發展機會，在教育和環保等領域有公益性貢獻。舉個例子，我到印度尼西亞調研了兩家企業，分別是民營和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主要經營中石油在印度尼西亞的油田，從企業僱員來看，其本地人雇傭率達到百分之百，連總經理都是印度尼西亞人，另一個企業的本地人雇傭率則是百分之九十，它們都為當地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在中石油油田旁邊，印度尼西亞農民耕種水田，住進新房，娶了媳婦。當時國際專家一致認為，中國在印度尼西亞的油田，無論是環保，還是社會責任都做得很好，既然做得這麼好，為什麼不對全世界宣傳呢？
現在全世界都認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是掠奪式的，損害當地環境和民生。當然中國的“走出去”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更多的是為當地人謀福利的好項目。在一次聯合國大會上，一個美國人問我，中國在安哥拉用貸款來掠奪石油，這是不是新殖民主義？我回答，西方人在安哥拉殖民了上百年，給非洲人民帶來絕望。在安哥拉戰爭中，美國支援的派系輸給了蘇聯支援的那方，西方認定安哥拉沒有人權和民主，不提供戰後重建資金，這時候是中國拿錢出來為當地修路搭橋，援建學校和醫院，把安哥拉從一個嚴重的負債國變成有償債能力、欣欣向榮的國家，為一個絕望的國家帶來了新生的希望。
中國今後要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是新殖民主義：我們拿走了資源，但不會留下資源枯竭的城市；砍樹但不會留下光禿禿的山。中國的“走出去”會造福東道國家人民！安哥拉部長向我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按照國際通行規則招投標；第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第三保護環境。我認為部長的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中國要用行動進行全民教育，造福非洲兄弟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此我們希望 “一帶一路”能回到我們的傳統價值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所謂的“道”是指，不僅自己有飯吃，也要讓對方有飯吃。在開放合作、共用發展方面，中國一直做得很好，只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相信我們可以在未來35年做得更好。
黃益平： 中國大規模輸出資本可能會帶來多方面的風險，一是容易引起接受國政府與民眾關於國內經濟安全的擔憂，甚至出現反彈。過去幾年已經發生了不少這樣的事例，特別是在美國、澳洲甚至非洲國家。除了規模，真正引起擔憂的是兩個因素，第一是戰略性産業比如電信和能源，第二是國有企業作為主要投資者。二是短期內企業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卻蜂擁往外走，很難獲得合理的回報。通常到海外投資的企業必定有其自身的競爭優勢，企業通過到海外投資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目前中國往外投資的一些大型企業其實並無明顯的競爭優勢，能夠往外投，主要因為它們是國有企業，容易獲得國家在資金等方面的支援。但這樣的投資多了，不但影響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聲譽，同時可能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三是多數中國企業還不了解海外市場，尤其是商業環境。比如不懂得如何跟當地社區甚至工會打交道，也不了解法律以及經濟環境等等，這些投資很難在短期內獲得理想的回報。
CF40： 對於近期墨西哥取消中企高鐵投票結果事件，您作何評論？
張燕生： 國際上對於反壟斷有百年以上的經驗和歷史，經過上百年的探索，最終才形成了現在的反壟斷理論和實踐。而中國的反壟斷歷史只有六七年，還處於初始階段，因此，中國在反壟斷實踐和理論方面出現深一腳淺一腳的情況是正常的。與反壟斷問題相似的是，從2000年開始，發改委在“十五”規計劃中提出“走出去”戰略，經過多年的探索，當前我國要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墨西哥取消中國高鐵合同以及我們在很多國家所遇到的困難，這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中國“走出去”的時間很短，成長很快，國際上要真實地了解我國的高鐵技術和安全性以及中國的實力和信譽，還需要一個過程。毛澤東有詩云：風物長宜放眼量。如果從2014年看未來的35年，中國會經歷一個“走出去”戰略的初始階段，隨著一條條鐵路的建成，最終世界各國都會明白，中國是給世界帶來機會和巨大發展利益的國家，中國的高鐵是最能夠給當地老百姓帶來福利的項目，因為它很簡單而且成本低廉，與日本或者法國的高鐵相比，中國高鐵的成本大概低1/3到1/2，因此，不採用中國高鐵等於犧牲納稅者的權益，我相信越來越多人的理性會戰勝偏見。墨西哥下一輪的招標，中國同樣會投票，出示的標數同樣具有競爭力，讓墨西哥人自己權衡。在現代社會中，每個國家都有權自主做出選擇，至於是否公平公正，實踐會告訴大家。
如何穩妥推進海外投資
CF40： 中國未來應當如何穩妥推進對外投資？如果對外投資增長過快，在海外選擇投資項目方面是否會欠缺成熟考慮？
黃益平： 推動國際經濟策略應該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比如美國執行馬歇爾計劃，不但已經通過二戰確立了世界領袖的地位，而且其軍事力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區。在經濟方面，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在二戰結束之後已經成為科學技術的絕對領導者。這些都保證了戰後美國國際經濟戰略的成功。與當時的美國相比，我國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經濟方面還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企業在技術、管理等方面還比較落後，其軍事力量還缺乏全球性的威懾力，政治上也沒有可靠的同盟者。換句話説，一個國家能不能成為一個全球或者地區的領袖，需要經濟、政治與軍事實力的支援。因此，我們現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張並將其付諸實施，是一個值得讚賞的舉動。但在推進的過程中需要步步為營，小心從事。最有效的做法應該是選擇一兩個項目，積極推進。如果做得好並且産生了積極的效應，進一步推進就會比較容易。如果頭幾個項目做砸了，後面的道路就會更加艱難。
張燕生： 打個比方，中國就像是一個18歲的孩子，剛開始挑大梁，但是與45歲的美國相比顯然還嫩得多。所以，我們要求18歲的孩子不犯錯就能成長那是不可能，要允許他交點學費吃一塹長一智。那麼，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交學費呢？那就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就是制度改革。這次我去廣東調研，最大的體會就是廣東省的制度變化比我們想像還要快。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在變化。確實有相當一部分國企是有社會責任心和進取心的，它們是中國經濟的脊梁；但民營企業也有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所以，我覺得全面深化改革，實行混合所有制比較適合。
CF40： 在對外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的過程中，政府應當如何發揮作用？國企、民企如何參與其中？
張燕生： 首先，應該是共建基礎設施。在其他國家修建鐵路時，一定要考慮自身利益和對方的利益。確實需要合作和協調雙方的利益。過去很多年，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的報告都認為中國的支柱是國企，所以他們要探索限制國企的方式，最後使用了澳大利亞提出的“中性原則”，來限制政府利用優惠政策幫助國有企業戰勝民營企業，在很多方面把中國“妖魔化”了。很多外國企業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土地、貸款都是得到補貼的，因此對我們進行反補貼稅訴訟，這是非常荒唐的。認為中國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可以隨意對國企進行補貼，是嚴重違反WTO條約的。中國的國企經過35年的改革，都是高度市場化的，應該公正地看待中國的國企在世界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作用。
此外，國內也要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毫無疑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客觀來講，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還是國企做得更好一些，由於部分民企歷史不長、實力不夠，往往更加趨利，産生了很多問題。當然，國企也有類似問題，但是畢竟目前民企不像如國企實力雄厚。未來應該採取公私合營，或國企和民企混合所有制聯合走出去。
黃益平： 如果將東亞經濟成功的經歷與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做一個比較，我們發現東亞各國的政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也可能會反映到未來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甚至醞釀中的海上絲路銀行的運作之中，明顯區別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基礎設施領域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在新的國際組織的幫助下積極地規劃並融資。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應該替代企業與市場的作用，比如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完成以後，施工完全可以交給企業包括民營企業來做。
CF40： 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如何防範政治風險？
張燕生： 關於海外投資，從海爾收購美國第二大家電企業美泰克失敗的案例中，我們可以吸取的最大教訓是，非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不可避免。即使是美國這樣市場經濟高度規範和成熟的國家，都避免不了會存在這種制約因素。所以，需要我國政府和企業聯合起來，同時增強軟實力和硬實力，軟硬兼施才能給企業“走出去”創造更好的政治環境。由於大國競爭和中國非法移民等因素的存在，非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影響非常正常。所以，我覺得中國企業需要學會慢慢適應這種變化，同時中國政府也應該從全球視野來幫助企業降低非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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