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為什麼中國經濟不用擔憂硬著陸

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但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已經來到。總之，中國經濟增速未來下降的底線是有保證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總之，中國經濟不具備惡性通脹的壓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兩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是不可能再出現的。

本文摘自李稻葵新著《重啟：新改革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但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已經來到。

我為什麼認為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

首先，從經濟增長速度分析，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貧窮、每人平均GDP僅在5000美元左右的經濟體。在這一每人平均發展水準相對落後的階段，仍然存在大量尚未滿足的需求，市場經濟自然的擴張性仍將比較突出，比如説，仍然有大量的勞動力願意在工資率略有提高的情況下增加勞動時間；再比如説，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性建設必須完成。

其次，與此相關的是，中國仍然是需要學習的趕超型經濟體，大量的先進技術、商業模式仍然可以向國外的先進市場經濟學習、模倣和趕超，因此，生産效率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最後，中國經濟是一個大國經濟，這與日本和南韓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有著極為廣闊的內陸市場，如西部相對貧困落後的省份，不僅能夠承接東部的生産能力，而且能夠消化中國經濟許多相對過剩的生産能力。

以上三點，即，每人平均發展水準相對落後、趕超型經濟和大國經濟，決定了中國經濟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比如接近9％的增長速度的潛力。更具體地講，未來中國的三件大事將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一個底線。

第一，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化率，包括城市的常住外來務工人口，僅僅達到50％，比相應發展水準國家的城市化率整整低了12個百分點，也就是説，除了正常發展帶來的不斷上升的城市化率，中國還有大約12％的空間可以利用。經驗表明，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能夠帶來2％以上的GDP增長速度。

第二，與城市化密切相關的是，由於人口眾多，同時適於人口居住的國土面積相對有限，可使用國土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因此，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國土建設需求，如水利、抗震等其他防治地質災害的建設。這一系列的建設將直接拉動民眾的物質生活水準和生命財産的安全感，也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

第三，中國的消費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有望持續提高，因為現在勞動力收入佔GDP的比例有逐步回升的態勢，這意味著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上升，也意味著居民的消費和零售總額在上升。

總之，中國經濟增速未來下降的底線是有保證的，下滑到8％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既然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是有底線的，那麼，中國在未來兩三年內會不會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從而導致滯脹這一難題呢？

其實，這種惡性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從根本上，中國經濟已經擺脫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那種總體有效需求迅速擴張的局面，中國經濟今天的一個基本態勢是生産能力，尤其是製造業的生産能力相對過剩，而總體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國際原材料價格快速上漲，製造業企業仍然有能力消化吸收相當一部分成本上升的壓力，不太會完全轉移給消費者。

從農業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業生産的基本條件在不斷改善，基本農産品的産量持續增長，因而不會長期出現農産品價格高速上漲的情形。事實上，2011年前後豬肉價格大幅度波動，並不是生豬生産的基本面有問題，主要是制度創新沒有跟上，沒有像保護糧價一樣給農民提供一個長期的生豬收購價格底線，讓農民養豬的生産決策面臨過多的不確定性，影響了生産積極性，直接帶來的是豬肉價格的大起大落。

總之，中國經濟不具備惡性通脹的壓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兩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是不可能再出現的。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

中國經濟已進入結構調整關鍵期

儘管中國經濟不會硬著陸，但是結構調整的關鍵期已經來到，2011年之後的兩到三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必然有所放緩，溫和通脹壓力持續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和發展方式將進入一個全面調整和轉變的關鍵期。

為什麼説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已經來到？根本的原因是過去10年來，尤其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刺激性政策實施以來，經濟發展的一些根本問題已經非常突出，必須從本質上解決，但是經濟卻在高速運作。好比帶病高速運轉的機車，不可能持續，必須減速修理。其中最突出的是過去17年來財政體制基本沒有改革，這産生了不可持續的地方土地財政的局面，潛藏了地方財政的危機。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有實質性的財政體制改革，而改革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增速放緩和結構性通脹壓力上升。

這種關鍵調整期的第一個表像就是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增長放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投資衝動在放緩，投資衝動放緩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資來源將有所改變，量上會有所下降。

中國經濟中，地方政府是投資的主要推手，也是投資衝動的放大者。地方政府在過去一段時期，尤其是過去3年，主要通過兩個機制為其快速增長的固定投資融資。第一是土地出讓的收入，地方政府靠出讓土地所得，快速從開發商處獲得收入來經營城市。但是，由於十多年來房地産的過快發展，房地産價格的飆升帶來了深刻的社會矛盾，因此，房地産市場的調整不可逆轉，房地産價格年復一年兩位數高歌猛進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將直接導致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轉讓獲得快速融資的機制逐漸消失。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第二個機制。2008年以來，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利用自己手中的企業來融資，即所謂地方融資平臺。如今地方融資平臺的調整，必然會帶來地方政府融資量的下降。地方政府融資往往佔到總體固定資産投資的20％，而地方土地財政至少能夠影響整個地方政府50％的固定資産投資，因此，佔整體固定資産投資10％的投資項目出現負增長是非常有可能的，這很可能會導致GDP增長速度下降1.5％，即GDP增速從過去10年的年均10％以上降到8.5％左右。

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所面臨的成本壓力越來越大。藍領工人的工資成本不斷上漲，由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基本轉移殆盡，越來越多的企業不得不直面越來越高的用工成本；同時，國際原材料價格在不斷上漲，這都使得過去十幾年以來中國企業得以迅速擴張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地消失。

總之，高固定資産投資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在中國正在逐步地消失，由此帶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有一定的下滑，8％～9％的增長速度在未來兩到三年是可以預見的，這和金融危機之前11.2％以及金融危機之中9.7％～10.3％的增長速度相比是明顯下降了的。

未來中國經濟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物價溫和上漲的壓力持續存在。溫和通脹的原因，一是熱錢的涌入。由於西方國家短期內很難擺脫債務危機，因此，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將會持續存在，國際原材料的整體價格也會上漲，這對中國的物價控制而言毫無疑問是個長期存在的背景壓力。二是中國自身的相對價格調整在所難免，比如説能源和資源的價格需要調整，而這種價格調整往往會帶來整體的物價水準的提高，這是我們過去改革30多年的基本經驗所反覆驗證的。

由於溫和的、3％～5％的通脹壓力持續存在，中國想恢復經濟危機之前2％的低通脹局面是很難的了。經濟增速的放緩和通脹壓力的上漲，這一切既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也是結構調整的一個結果。相對低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溫和的通脹，會使相當一部分企業感到經營的壓力高漲，尤其是出口型企業，將會繼續面臨不斷上升的經營壓力。這個過程中，一部分企業會破産、職工會面臨重新擇業，還有一部分出口的企業會轉做內銷，這一切的一切就是未來兩到三年中國經濟全面調整的最根本的格局。

寬財政、緊貨幣、促改革

在這艱難的調整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毫無疑問是至關重要的。財政政策在未來兩到三年的調整期內應該保持寬鬆的態勢，中國的財政完全具備提高支出、承擔一定赤字的“寬”財政的能力，支援經濟結構調整。事實上，中央政府的財政情況遠遠比政府自己所想像的好，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財政體制不需要改革，恰恰相反，財政改革也許是整體經濟結構調整最大的重頭戲。為此，需落實結構性減稅的措施，推動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快上升，拉動居民消費。中央向地方無條件的一般性財政轉移支付也需要大大加強，以緩解部分地區的財政壓力。同時，非常有必要試點各級政府的資産負債表管理，改革純粹以現金流為目標的財政管理體制。中國政府與西方政府的重要區別是我們的政府直接擁有大量經營性資産，因此我們的政府必須時時評估自己的資産負債情況。資産負債情況良好同時財政管理有效的地方政府應該被容許試點直接發行地方債，試點成功之後再由全國人大考慮修改《預演算法》。

稅收方面的改革也是緊迫的。在中國經濟現有的條件下，對企業徵稅的成本遠遠低於對個人的徵收成本，同時，企業稅收也有促進企業與地方政府良性互動、促進企業發展的作用，而個人所得稅相反帶來了廣泛的不滿。個人所得稅被看成是對高收入者的懲罰而不是鼓勵，而企業稅是對高納稅企業的一種鼓勵，是企業獲得政府幫助的一個機制，這是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快速發展的一個基本經驗。這一點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有根本的不同。稅收方面不能簡單地照抄西方教科書的經驗，中國公共財政的收入基礎不會也不應該是個人所得稅。

與“寬”財政政策形成對比的，是“緊”的貨幣政策。由於熱錢會大量涌入，再加上中國間接融資的比重已經非常之高，而且貨幣存量高居世界第一，因此，在未來兩到三年的中國經濟調整期，貨幣政策應該是不可避免地持續從緊。持續從緊的貨幣政策可以應對熱錢的涌入，也可以化解歷史上所形成的寬鬆的貨幣存量的局面。適當從緊的貨幣政策也是避免重蹈日本資産泡沫覆轍之必須。這也可以為相關的經濟結構調整提供一定的壓力和幫助。

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重點是全面改革

比如，企業的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具有巨大的空間。國有企業當前仍然存在運作機制不夠靈活、高層管理不夠穩定的基本壓力，股權改革、産權改革以及適當地增加高層持股是未來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

金融方面，必須要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同時探索資金雙向流動的資本賬戶改革思路，其中核心的是讓中國的百姓和企業更加自由地將自己的存款轉化為外幣流出。

總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矛盾已經不可調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已經來到。今後兩到三年是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在未來保持一個較長久增長的關鍵期，充滿了巨大的挑戰，如果政府和企業等各個方面能夠緊緊抓住這一機遇的話，將為未來中國經濟的長期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文由藍獅子圖書供稿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