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吹風會，發佈區域國家2014-2015年度報告。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的智庫，PECC每年要為會議討論的主題貢獻智慧，智囊們更是成為每年APEC會議的嘉賓。
令人感到驚喜的是，圍繞著此次APEC會議的舉行，中國智庫的身影也頻繁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在此之前，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全面參與了APEC領導人會議成果設計與具體方案的政策諮詢研究，並完成“中國主辦2014年APEC會議諮詢研究”等多個重大研究項目，提交外交部、商務部、國家旅遊局、中國貿促會等相關部門。10月29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在北京發佈報告，呼籲加快亞太經濟一體化。11月3日，中國網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舉辦了“2014年北京APEC峰會倒計時”智庫沙龍活動……
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認為，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智庫”，到把智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智庫介入公共決策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應當樹立知識和智力是第一資本、第一資源的觀念，既要發揮各級各類智庫的能動作用，實現體制機制創新，又要強化政府的引導以及對決策諮詢的支援作用，為智庫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與氛圍。”王榮華這樣分析智庫的發展方向。
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真正科學機制尚未形成
2013年4月，習近平作出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這一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的表態，也是繼十八大報告裏明確提出“發揮思想庫作用”後中央對智庫建設更深層次的闡釋。
同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多次已被提及的“智庫”概念，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文件中。
10月27日上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時強調，“要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
“我認為，國家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主要背景在於我國智庫建設落後，不利於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態的競爭。根本目的是要提升我國整體競爭的謀略水準，強調‘會幹興國’，增加我們國家、區域、省市縣、企業、各種社會組織的國內外核心競爭力。”商務部研究院産業研究員沈雲昌對法治週末記者説。
“在我看來，新型智庫的建設有三方面的考慮。第一，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加快發展，需要吸引更多更專業的政策研究者和學者的聲音，而智庫正是專業的思想生産者。第二，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對於海量資訊的真偽，需要專業人士來篩選與辨別。第三，中國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智力支撐，而這些工作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智庫予以支援。”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對法治週末記者表示。
社會發展亟需智力支援催生了“智庫熱”，但智庫發展中的缺陷也隨之顯現，而這也是高層力推“新型”智庫的另一齣發點。
“我國智庫真正科學化的體制機制還沒有形成，特別是官方的或者準官方的智庫，行政依賴還比較重，民間智庫賴以生存的基礎，如資金籌措機制、資訊共用機制、平等競爭機制等，也都比較缺乏。”王榮華對記者説。
尚未形成科學化體制機制的中國智庫，在迅猛發展的同時也顯示出後勁不足的弊端。
“從屬性定位上看，智庫對諮詢公司、學術機構與自身的概念差異仍然認識不清。從價值立場上看，智庫對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國家忠誠度仍然不夠。從跨國互動上看，智庫國際化的進程還遠遠不夠，無法為中國參與更多的全球事務提供足夠的思想支撐。從人員培養上看，中國智庫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才培養土壤，既未能為政府孕育足夠多的後備精英，也沒有形成對國際組織的人才輸送力。”王文對記者分析道。
數量升至全球第二新型智庫如何建設
關於智庫，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發佈的《2013年中國智庫報告》(以下簡稱《智庫報告》)中認為，“智庫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以社會責任為研究準則的專業研究機構”。
近幾年以來，一批以建設現代化智庫為導向、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為目標的智庫迅速成立，中國智庫數量從2008年的全球第12位躍居當前第2位。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TTCSP)”今年1月發佈的《全球智庫發展報告2013》顯示，排名第二的中國現有426家智庫，僅次於美國的1828家。在“全球百強智庫”中，中國有6家上榜。
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在《智庫報告》中，將我國的智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高校智庫、民間智庫四種類型。
“中國基本形成了從以黨政軍智庫為主，到黨政軍智庫和社會科學院、高校智庫、民間智庫共同發展的繁榮局面，各類智庫對政策形成的影響力愈加顯現。可以説，中國重要的決策和公共政策都有各類智庫的聲音，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決策諮詢體制和公共政策形成機制已經基本建立。”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主任王榮華對法治週末記者表示。
談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中的“新”，王榮華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理解：智庫研究成果必須以理論創新為基礎；智庫研究應以科學決策為目的，體現知識與政策的結合；智庫研究應體現決策諮詢研究的問題導向與前瞻性；智庫研究應成為專家學者深度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
沈雲昌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認為，新型智庫的建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智庫的組織主體新。建設新型智庫，除了提陞官辦智庫水準外，還應強調民間智庫的發展，特別是要重視獨立的第三方智庫的發展，民間智庫的發展必將改變我國智庫主體的結構。
第二，智庫的研究方向新。原來的智庫研究範圍偏重政治、軍事、宏觀經濟，新型智庫的研究範圍將進一步細分化、專業化，例如中商智庫專注于園區經濟發展、招商引資，成為了促進園區經濟發展的實戰型高端智庫；賽迪顧問就專注于電子資訊産業，成為了國內電子資訊産業諮詢的第一智庫。
第三、智庫的服務對象新。以往中國智庫的服務範圍中心是為各級政府服務，此次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將進一步促進服務對象面向廣大企業、非政府社會組織的新型智庫的發展。
“我認為，可以用咨政、啟民、伐謀、孕才這四個詞來概括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具備的功能”王文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説。
咨政，是指好的新型智庫，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式(如調研、意見徵集、方案設計等)、中期建言(通過內參、研究報告等形式設計政策框架)、後期完善(包括評估、完善及應對社會輿論)等所有過程。
啟民，是指在訴求多元化的輿論環境下，新型智庫在中國功能定位不能只滿足於內部建言，而應起到了政府決策層與社會輿論之間矛盾化解與協商溝通渠道的作用。
伐謀，説的是中國智庫要屹立於世界之林，須多通過舉辦高端的國際論壇，發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報告，搶奪國際話語權，提升本國思想的國際干預力，推動中華文化與思想走向世界。
孕才，是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不能重復過去將退休幹部或邊緣化官員安置到研究部門的慣性，相反，應當擔負起培訓各級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的重任，為國家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儲備以及政府職位的選擇空間。
既要完善自身能力又離不開政府支援
在全球智庫的發展中，美國智庫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和地區。《2013年全球智庫發展報告》關於“智庫最多的國家”排名顯示，美國以1828的數量高居榜首，遠遠高於第二名中國的426家和第三名英國的287家。
美國智庫有一大特色就是“旋轉門”機制。所謂“旋轉門”，即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有人甚至“旋轉”兩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庫成為給政府培植、儲備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發達國家智庫的社會能量相當大，遊刃于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政府決策、公共輿論有直接影響力。在美國，每逢重大政策的決斷，一般是智庫先提建議，然後是媒體討論、國會聽證，最後政府採納，智庫的參與度、公信力都很高。
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秘書長洪民榮和副秘書長權衡指出，全球智庫的發展呈現四個新趨勢：一是全球智庫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國際關係等領域搶先話語權，從政策的論證者、解釋者逐步成為政府政策制定的策劃者、引領者；二是全球智庫充分運用多樣化手段工具，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競爭力、影響力和知名度；三是全球智庫全球化理念逐步加強，開始從對國別問題的關注轉移到對全球化問題、全球共同治理等重大議題的關注上來；四是智庫發展正在成為一種産業形態，一種高端的智力型的服務經濟。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智庫已是現代治理體系的重要環節。要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除了提升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之外，更要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全球思想競爭的高度，在謀斷互動機制、思想市場機制、內部管理機制、融資運營機制與全球傳播機制五方面，深化改革現行智庫運作模式。”王文對法治週末記者説。
“中國智庫未來的發展趨勢，會呈現出特色化、多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新特點。”沈雲昌告訴記者。
王榮華認為，新型智庫的發展，既要完善智庫自身能力，又離不開政府支援。
首先，智庫要緊緊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回答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做實證、講真話。智庫建設既不能天馬行空、我行我素，也不能趨炎附勢、人云亦云。
其次，政府決策過程要支援、指導智庫深度參與，也要營造包容平等和坦誠交流的氛圍和環境。政府部門應本著“兼聽則明”的思想，主動與學者對話，傾聽學者觀點，包容學者的獨立思考和不同意見，而不應用資金或時間等條件限制智庫研究，實現政府與智庫良性互動，因為制度性安排比決策者開明更重要。
第三，智庫要充分借助新媒體、新技術、新業態來提升決策研究水準和公眾影響力。要充分認識資訊化力量對智庫從形態到內容的全方位改造。同時，在海量資訊甚至氾濫的情況下，智庫要提升梳理、整合資訊的能力，不為“浮雲”所蒙蔽。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