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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一流智庫需一流人才支撐 “旋轉門”制度被寄予厚望

發佈時間: 2014-11-03 08:31:18    來源: 《中國發展觀察》    作者: 楊良敏    責任編輯: 張林

無論是從政府、社會對智庫的認識、需求,還從是智庫面臨的政策環境來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確實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而讓智庫躋身一流行列,不斷産生高品質、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培養和吸納一流人才參與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智力支撐。

9月13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導、中國發展出版社主辦的“國研智庫論壇2014”年會上,來自中央國家機關、高校、地方和民間智庫的代表就如何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言獻策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高素質專業人才培養、儲備的重要性,以及幹部人才機制的創新,比如“旋轉門”制度被寄予厚望。

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一流智庫”作有力的智力支撐,通過一流成果轉化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凝聚力的增強和影響力的擴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決定》最大的亮點。其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這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方面。

這項宏大工程的推進,必須在堅定信念的基礎上,堅持全形度、寬視野,通過科學設計、反覆比選,找到一個或一組能充分體現戰略性、前瞻性的改革方案,不僅“管用”而且“長管用”,從而順利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而這項工作的特殊屬性,可以説歷史地賦予智庫發展一個巨大機遇,同時也賦予了智庫更為艱巨的任務和更加重大的責任。為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特別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這是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需要,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進步潮流的有力推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説,智庫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已經成為各方共識。國際經驗表明,智庫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當前實現治理現代化迫切需要發揮智庫的支撐作用。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説,在科技大變革的時代需要科學決策、頂層設計。頂層設計絕對不意味著讓一個人去設計或幾個人去設計,而需要集眾人之智。無論是建國以後還是改革開放以後,如果中國在某些方面有失誤甚至有一些重大的錯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智庫不發達。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們有發達的智庫,其本身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誌。

江蘇省政府研究室副巡視員沈和以江蘇的現代化發展實踐為例認為,江蘇和全國一樣,正處於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創新驅動,推進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也處於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智庫提供高品質的成果支援。但是江蘇的智庫建設相對滯後,與江蘇的發展要求不相匹配。他認為,儘管如此,江蘇現代化建設成就的取得始終離不開智庫支援。2013年,江蘇省經濟總量是5.9萬億元,如果作為一個經濟體,大概排在全球第十七八位,佔全球的1/10,相當於浙江和上海的總和,相當於新加坡和我國台灣的總和,接近南韓的80%。很重要一點,就是江蘇有一個引智機制,比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智力支援影響很大,最近對蘇州20年發展經驗的總結,必將對其邁上新臺階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南嶺也從深圳的發展詮釋了智庫在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圳作為中國的一線城市,高校和傳統的科研機構最少,但深圳現在有上千家研發機構,國際專利申請量佔全國的一半;深圳現在的研發經費佔GDP的4%,將近600億元人民幣;深圳沒有國有大型企業,但深圳華為、比亞迪、中興、平安、萬科都走向了國際。深圳的成就,正得益於有一大批新型的、不同於傳統體制的研發機構。

由此,無論是從宏觀視野還是微觀層次看,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對智庫的需求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對更高層次、更高水準的智庫成果的渴求,對其為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前瞻性和戰略性提供強有力支撐上給予更高的期待,通過一流成果的轉化,為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凝聚力的增強和影響力的擴大做出更大貢獻。

一流智庫需要有一流人才支撐,“旋轉門”制度備受關注和期待

智庫作為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為國家、企業、社會提供決策服務的智囊團,其戰略謀劃和綜合研判能力是其滿足需求、立足智庫行業的根本。沒有一流的成果,就沒有一流的智庫;而沒有一流人才,一切都是空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把智庫比做公共政策的設計機構,而智庫的研究人員就是政策工程師,他們利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各種知識,在給定的條件下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最優方案,或者提出一組方案,供政府和公眾選擇。而他們面對的研究對象比物理工程師複雜得多,因而對人才的素質要求非常高。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隆國強也提出,智庫研究的公共政策問題非常複雜,影響因素和變數非常多,政策的變動又會引起諸多變數的連鎖反應,和自然科學有很大的區別,不但條件無法假定也無法割裂出來在實驗室模擬。因此,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專業性要求很強。這就需要有高品質的智庫人才來實現、滿足這一要求。

對於智庫人才來説,要適應這一要求,自身必須有過硬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夏傑長認為,學術型智庫的建設需要儲備豐富的人才,這些人才要有堅實的學術基礎,同時要深刻理解中國國情,還要有對政府運作、政府決策的初步了解,只有儲備好具備這些知識結構的人才,智庫建設才能真刀實槍地幹下去。

趙振華也提到,智庫需要“智”,而智來自於學者的學識素養,來自於對實際的了解。比如,沒有去過農村説農村發展問題,這不符合智庫建設的要求。同時,要有國際視野。這個國際視野不僅是智庫人才的眼界要開闊,而且還需要智庫在吸納人才方面打破地域、行業界限,將具有國際視野的全球高端人才匯聚在自己的“庫”裏,借助全球智慧為我所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在介紹他們的經驗時,就給出了很好的答案。他們在一年半時間裏,吸納了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前政要、銀行家、金融家等49位知名人士成為高級研究員,其中包括阿根廷的總統候選人、聯合國副秘書長、倫敦市副市長等等。他強調,智庫在打造國際影響力、傳播中國聲音方面,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也認為,想成為一流智庫需要有很好的人才儲備,其路徑可以是國內國際相互融通合作。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就有很多外部研究人員進入智庫工作,目前已出了2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有的是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再到他那裏工作,有的是到他那工作以後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丁元竹教授説,智庫要拿出來高品質的對策建議,需要長期的研究、積累,需要專項研究,這是做好決策諮詢工作的重要前提。同時,必須站在實踐前沿、政策前沿和理論前沿,因此提出來的對策建議會更厚重。這對智庫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李偉在分析智庫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定位後提出,要建設高品質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智庫要在資政輔政、啟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賢薦才等四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設置重要政策議程、形成完整政策方案、引導社會政策討論,到及時的決策支援以及政策實施向社會作出必要的説明和引導,再到對重大改革、政策方案的第三方評估、政策實施效果的論證和評估,智庫要以思想庫和參謀助手的角色,貫穿政策制定的全過程。尤其是,智庫作為思想庫,其影響力的實質在於聚集一大批有思想、有理想的優秀研究人員和人才團隊。智庫要努力培養和造就一批德才兼備的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充分發揮人才“旋轉門”作用。政府可在智庫的研究人員中選拔高級官員,而離任的政府高級官員也可進入智庫開展政策研究工作,繼續發揮專長和影響力。

這個“旋轉門”制度被不同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説,智庫的人從事研究時,基本沒有經歷參與國家真正的治理,國家治理機構中基本沒有人在智庫裏工作過,這是一個問題。現代西方實力比較強的國家,其治理最高層次的人才相當大比例來源於智庫。角色互換對智庫發展和水準提高很重要。因此,他建議幹部政策可以稍微開放一些,廣泛吸納社會精英,特別是要吸納有更高視野和更高道德水準的人才來智庫工作,提升現有執政團隊的社會基礎及其影響力。

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院長胡必亮也表示,在美國像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這些著名的高校智庫,與政府之間的人才流動很平常,在部長、國務卿、美聯儲主席等與教授之間角色經常互換。我們一定要讓有能力的人自由地在商界、政界、學界流動,這樣才可以把國家治理好。不可以想像,大學一畢業就在政府部門幹一輩子能把國家治理好。所以,“旋轉門”制度非常好、非常重要。

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權衡説,專業人才和研究力量是智庫競爭的核心資源,“旋轉門”是智庫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活力。

寧波市政府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利權建議,把智庫的建設與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包括通過挂職等多種形式,實現類似于“旋轉門”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當下諸多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案,執行程、效果都難遂人願,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數據庫、案例庫、知識存量、解決問題的技能、以及設施等。中央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硬體和軟體都要搞。而軟體建設之一就是搞智庫工程,其目的很清晰,就是提升人的決策能力以及支援系統。其中,人的部分需要産學研“旋轉門”和官學研“旋轉門”轉動起來。沒有這兩個“旋轉門”,政策制定的角度、政策形成的方法、基於歷史經驗的預判等都無法保證,政策制定者的能力難以提升,政策效果難以改善。因此,他希望組織部門落實兩個“旋轉門”制度,以形成一個智庫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互促的新局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在論壇總結時表示,中國智庫的發展需要有高水準的人才支撐,就此有的同志提出要建立人才儲備,特別是通過“旋轉門”制度讓很多社會精英到智庫來工作,為政府儲備更多的優秀人才,這是國際上智庫發展很成功的經驗,我們也需要借鑒。

評 論

《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