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産業改革與企業發展研究會主辦，中國新型城鎮化産業聯盟承辦,網易房産獨家協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産業發展論壇暨中國新型城鎮化産業聯盟成立大會”于2014年10月26日在中國科技會堂隆重召開。網易房産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體改研究會會長彭森為大會致辭。
彭森：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接受邀請參加首次新型城鎮化産業發展論壇。首先，我代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向這次論壇的召開表示祝賀。會議主辦方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産業改革與企業發展委員會，所以我也代表這個委員會向參加論壇的同志們表示熱烈地歡迎和感謝。根據會議方的安排，我利用這個機會簡單講下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宏觀形勢和任務。
上周剛剛結束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黨中央通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重大決定，在研究依法治國的同時，這次全會也討論了當前的形勢。四中全會公報講到當前形勢的時候説了兩句話，一句話是“當前的國際形勢錯綜複雜”，另外一句話“我國的發展和改革任務非常繁重”，如何理解對當前形勢的判斷？首先簡單回顧國際形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至今已經有六年，但世界經濟的復蘇卻是道路曲折漫長，遠遠沒有達到專家的一些期望。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進一步的分化。西方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出現了嚴重的分化。美國經濟復蘇情況比較好一點，房地産回暖，失業率降低到最低水準，同時出口、財政的情況也都有改善。美國的宏觀政策也傾向於進一步做一些調整，量化寬鬆政策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結束。歐盟情況不樂觀，雖然度過了歐債危機影響，但歐盟整體上今年是零增長。歐盟主體德國、義大利今年出現了負增長。所以歐盟的宏觀政策還是進一步趨向寬鬆。日本在安倍政策的刺激下，它的經濟曾經有一度看到比較好的勢頭。但今年以來風光不再，特別是出臺了消費稅調整政策以後，國內的政策影響比較大，國內形勢不太見好。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日本的經濟也只在0-1區間浮動。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近兩年來一直遭受經濟下行壓力和通脹的雙重威脅，俄羅斯、巴西今年可能都是零增長，印度稍微好一點有5%左右的增長。
最後涉及到對國際整個形勢的不確定性到底怎麼評價？主要有三條。第一條，國際的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進一步分化對未來經濟的影響比較大。第二條，地緣政治應該所産生的危機可能進一步深刻地影響當前全球復蘇的態勢。第三條，埃博拉病毒的進一步擴散對全球經濟回暖會形成比較大的打擊。從國內看，我們講到當前的經濟，特別是改革和發展任務極度繁重。最重要的一個特徵，一方面我們在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全面的改革，另一方面面臨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可以講我們的經濟一方面保持了總體平穩態勢，另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穩中趨緩的趨勢還沒有看到，還不清楚。所以在一季度分析經濟形勢的時候，針對去年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提出的要把握穩中求進的總基調，這樣的判斷，總書記特別提出來，我們要在穩中求進的同時注意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所以二季度的時候對宏觀政策做了定向調控，出臺了定向降準、定向減稅措施以後，總書記還是要求在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四個關係之後又加上了“防風險”。所以大家注意到，從下半年開始，我們的經濟工作還是要牢牢把握住“穩中求進的”總目標，同時要處理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有關工作。總書記還指出，中國目前進入了經濟增長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宏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疊加，我們正面臨一個經濟新常態。
説到“新常態”，大家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深化。去年這個時候，當時對新常態的定義，包括新常態的表現還有不同看法。一般説新常態，就是經濟承受了持續下行壓力，經濟從過去我們所熟悉的8%、9%、10%以上的增長下行到7%-8%之間，甚至更低。當時也有一些著名專家講到中國經濟維持8%以上的增長還可以維持20年，他的論據主要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遠沒有完成，講的是潛在的增長需求。但從經濟的實際運作看，很明顯，本世紀前十年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2010年儘管是遭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因為出臺了四萬億的政策，所以2010年曾經出現過12%的增長。2012年經濟迅速下滑到8%以下，連續11個季度維持在7.3%-7.9%之間。剛剛過去的今年三季度，達到了近幾年的最低點7.3%。所以簡單説我們面臨的新常態就是經濟下行穩中趨緩的形勢，這一點現在爭論不大。
當前的新常態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現在也有不同看法。今年年初當時官方正式的解釋是外需不振、內需低迷，政府進行了主觀的結構性調整。比如説有環境的整治，對過剩産能的去財政化措施，是主觀經濟調整措施造成的。對不對？我認為也對。但是説是一個表面現象，到底造成經濟下行壓力新常態的內在原因在哪？我們簡單回顧今年經濟總體的情況，年初我們確定了全年經濟增長7.5%，而支撐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如果具體分析，投資從2013年當時的18.5%下滑到17.5%，但是目前為止，前三季度我們的投資增長只有16%；從消費看，一個比較典型數據是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013年我們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數據是13.5，今年為了配合7.5%的增長，所以把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調整到14.5，但是運作情況怎麼樣？前三季度過去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只有12%，也是歷年來的最低點。從外部需求看，進出口貿易年初定計劃7.5%，這和去年增長相等，但實際運作情況，一季度整體外貿是負3.8%，前三季度到目前為止的數字來看現在只有3.3%的增長，出口5.1%，進口1.3%。所以三架馬車同時疲軟保持7.5%左右的增長確實非常困難。我們經濟下行壓力不能簡單用外需不振或者內需低迷來解釋。最根本的問題，總書記講我們現在是結構調整陣痛期，在這個時期我們舊的增長模式靠資源推動、投資拉動，現在它的動力大大衰減。而靠創新驅動、體制驅動的新增長動力還沒有很好地成長起來，這個意義上講，下一步確定我們改革發展的任務，可能是改革方面入手，怎麼樣激發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
第三個爭論，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措施進一步保持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剛才講到三架馬車的情況，內需現在確實很難找到比較好的新的增長點。講到城市的居民收入，這幾年沒有完成“十二五”要求的“雙同步”，沒有和經濟增長達到同步，經濟增長去年7.7%後來調到7.9%，但是城市居民收入這兩年一直在6.9%左右，這是很大問題。內需的問題，除了中央的八項規定，實際上和整體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低於經濟增長是有關的。投資來看，大家比較傾向於，過去我們採取通過投資刺激經濟的政策。今年雖然是採取了一些微調，但是效果看來不明顯。過去出臺一些財政貨幣政策，一般可以發揮半年或者一年的作用。起碼上半年採取的措施，效益一直可以延續到四季度。但是今年包括棚戶區改造、鐵路工程的大量投資，還有其他貨幣的小調整，但是只是在二季度發揮作用，所以僅僅靠一般小的微調、靠投資拉動，恐怕只會進一步惡化我們的結構，不是很好的方式。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要通過改革，靠改革釋放經濟活力，希望在哪？在改革、在企業的市場主體，通過這個來解決問題。
深化改革是適應當前新常態，培育新動力的根本途徑。而新型城鎮化很重要的任務也是要圍繞推進城鎮化全面地深化改革，找到經濟的增長點。從中國實踐來看，中國的城鎮化確實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所在，中央領導同志對城鎮化發展也寄予很大希望。新型城鎮化和過去城鎮化最大的差別是堅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著力點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解決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過去城鎮化過程中，太多地方重視了城市發展，重視了土地的城鎮化過程，而農民的城鎮化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大批進城的轉移人口他們是半市民的地位。城鎮化最終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城鄉規劃發展真正實現一體化、二是城鄉要素流通和交換真正實現市場化、三是城鄉公共服務真正實現均等化。這就給下一步新型城鎮化發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別圍繞城鎮化所進行的改革方面，涉及到農村土地改革、城市戶籍制度改革、城鄉投融資制度改革，這都提出了很高的任務。
比如土地方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要很好地保護農民的財産權，特別是合法的財産權益。過去有一些政策、有一些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前提，還是要穩定我們國家目前的二元體制，把農民穩定在土地上，重要的生産因素，無論是土地、資金還是勞動力，這是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最大障礙。前期我們進行了一些綜合性的改革，一直試圖在這些方面有所突破。按照三中全會規定進一步增加農民的財産權的收益，同時在確權頒證的基礎上儘快建立健全農村土地的流轉市場。所以，完善徵地的補償資金，實際上提升他們的內在的動力，並且提供很好的市民化的條件。在戶籍制度方面有關的政策已經開始推行，區分了大中小不同城市結構的新的戶籍政策。但最根本的一條，還是把過去我們根深蒂固的戶籍制度淡化，我們看到很多農民工進城，農村的轉移人口大量在城市中居住，實際上應該把居住證和城市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很好地結合起來，進一步的淡化戶籍制度對城鎮化過程的影響。真正的建立好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擔機制。在構建多元化的、可持續的城鄉建設投融資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們的資金是從農村往城市裏流，城市的資金想到農村去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創造一些條件為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形式拓寬城鄉建設的投融資渠道。另一方面，要通過深化改革使城市的資金包括社會資金也能夠投入到農村去，在農村興辦各種企業。當然也要鼓勵社會資本通過個體經營的形式參與到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等方面上來。我想這是重要的因素。
今天的會也有很多房地産界的同志，今天來的也有建設部的同志，農業部的同志，他們也會做進一步的解讀。我只想講一點，中國的房地産政策是面臨需要重大調整的階段。中國的房改在上世紀最後幾年開始確定有關政策，到2008年以後，房地産的調控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這和房改政策出現了大相徑庭的局面。房地産市場應該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政府對於這個市場的干預越少越好，而且應該逐步地退出。我們高興地看到，有一些房地産的調控政策還是在淡化，限購政策逐步地在退出。這方面還是要梳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相信市場的力量，現在雖然是在高位盤整，出現了一些分化的情況，有專家講“一落四降”，“落”了房地産的投資，這方面非常明顯，房地産投資多少年都高於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産比如18、19、20、25、26，現在回到社會總投資的下面，一到三季度房地産的投資只有13%多，而房地産的回落對經濟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它的前面雖然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地方債務問題，但是後面涉及到整個産業鏈和金融債務風險的問題，所以對房地産問題一定要高度關注。另外要制定計劃，政府的調整政策應該有序推出。我們要通過法治的辦法，四中全會剛剛開過，通過稅收的手段對房地産進行調控，從法律手段做一些規範。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凝聚共識，抓住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的機遇，把新型城鎮化做的更好，把房地産建設的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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