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前兩天獲諾貝爾獎的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2012年在《美國經濟評論》裏有一篇文章論證，如果一個國家金融貸款有配額的話，哪怕資産有泡沫，對實體經濟也是有好處的，是有擠入的，叫Crowding-in-Effects。用他的理論分析中國的情況是極其有意義的。
中國經濟改革從1978年以來，第一波是農産品，價格放開，食品極大豐富，緊接著是解決輕工業的短缺，再後面是家用電器引入中國家庭，到1990年代中下葉的時候，中國經濟非常低迷，原因有很多，從消費升級角度來講，中國一直在苦苦尋找居民消費上臺階的兩個東西——汽車和住房。因為住房制度改革沒有完成，金融改革沒有完成，總體中國居民消費還沒有到年收入10萬的等級，所以汽車和房子都推不動，但是1998年房改以後，形勢全部變了，汽車和住房引入家庭，短短十幾年的時間，中國居民的住房改革能到這樣的程度史無前例。
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住房需求的基礎上，金融領域出現大量的注入資金。現在有很多數據可以分析，房地産可以做抵押以後，很多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借到了資金，這極大促進了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製造業的發展，這是房地産産業除了對房地産本身以外，對製造業重要的作用。
除了企業，地方政府也發現，在這個過程中，鉅額的土地儲備可以産生財政收入，這就是土地財政。今天很多人批評土地財政，當然是有它的弊病，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像中國政府那樣如此成功地將土地財政用到基礎設施建設。看看上海，1998年房改以後，短短十幾年，造了十幾條地鐵，巴黎是100年造了十幾條。還有整個國家的高速公路、高鐵、機場，我們可以看到，基礎設施取得了的巨大的成就。
今天來看，中國十幾年的經濟增長，20%到30%的投資增速，主要就是依靠三大投資：房地産、基礎設施、製造業。而且這三大投資互為因果，任何一個投資的下降將嚴重危害中國經濟的增長。所以讓•梯若爾這篇論文所分析的擠入效應在中國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但是反過來，它也有擠出效應，中國經濟是否繼續按照這樣的路徑走上三十年呢？恐怕不行。擠出在什麼時候開始呢？我覺得2008年金融危機，2009年4萬億投入，以及後續的鉅額貸款可能出問題了。問題體現在只要房價每年漲幅過高，泡沫繼續膨脹，大量的資金進入房産或地方融資平臺，早年對製造業的擠入慢慢消失了，很多資金正在離開製造業。還有把我們融資的價格，也就是利率，尤其是有風險的利率，信託、理財産品類的利率不斷往上推，而且推到實體經濟，你哪怕叫它借錢，實體經濟也掙不出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另外一邊，金融虛擬領域繼續走，那對實體經濟的危害就出來了。
所以中國經濟必須調整，今年就是調整年。怎麼調？資金繼續涌向地産和地方融資平臺，而且大規模地繼續推高融資價格這樣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我們沒有必要把所有資金都放在房地産、地方融資平臺。大家看看東部和中西部城市，哪怕三四線城市，現在一戶家庭居住的環境、每人平均面積、居住品質，中西部三四線城市比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都要好，因為它土地多，房地産的品質基本上差不多，唯一差距是漢中那邊的房子4000元/平方米，上海4萬元/平方米以上。現在正在調整的過程中，怎麼調整呢？起點就在這裡。
首先我完全同意房價不會暴跌的觀點，哪怕三四線和中西部城市，3000-4000元/平方米，能跌到哪去呢？第二，上海市中心4萬元/平方米，跌到2萬元/平方米？不可能，根本沒有供應量，房價不只是和建造成本有關，它是和土地連在一起。
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什麼呢？我認為是軟著陸，是調整，還有分化。軟著陸、分化的過程中，關於房地産不會崩盤，以下幾點是我要論證的：
很多人認為房價下降一半以後，對廣大人民群眾有利，大家都買起房子了。表面看是這樣的，但如果今天房價暴跌，牽扯到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我們金融領域裏所有的抵押物。政府是不會看著它如此發展的。為什麼？現在中國銀行的壞帳率其實並不高，而且壞賬率主要體現在企業領域，地方融資平臺也沒有很嚴重，目前為止，我們的抵押物非常堅挺，包括信託。如果抵押物真的像有些人所願望的，價格迅猛下降，那就真的出問題了，抵押物出問題以後，我們流動性更要出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府不會看著這些抵押物縮水。抵押物縮水以後對誰都沒有好處，買得起房子但沒有就業了，沒有經濟活動，那是一場災難。
第二，中國還是有很強剛需的，現在出的政策都是鼓勵剛需的，比如新婚買房都是剛需，中國1950年代、1960年代人是出生高峰年，他們的子女雖然是獨生子女，但現在也是婚育高峰了，你可以去看看婚慶市場的火爆程度。第二改善性需求，中國人對住房的渴望比任何國家的人都要高，對中國人來説，買房子是最重要的。現在有人講，中國每人平均住房面積達到20多平方米，所以房子不要造了，就要它降價，降一半，所有人買得起房子——這個思路完全是錯的，現在數據可能有20多平方米，但是大家知道，中國有一個特點，大量住房都是1960年代、1970年代造的，甚至1990年代造的房子品質都不行，所以等到新一代，新的結構的房子出來以後，大家都想住上這樣的房子。當然不能所有人都得到滿足，所以千萬不要忘記市場化道路，慢慢改善，改善性的需求是剛需裏面最為強烈的。
剛才講到一個問題，漢中房價4000元/平方米，上海4萬元/平方米，問題出在哪？很簡單，從歷史來看，東部地區比較成功的地方是先有産業、先有經濟發展，然後再有城市改造、住房需求、基礎設施改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規律。中西部，特別是一些鬼城，建成區可以住100萬人，但是人口只有50萬，系數是0.5。最近網上的數據顯示，現在最低的系數只有0.07，就是可以住100萬人的城市，人口只有70萬，在中國有46個城市系數在0.07到0.5之間。這些城市的問題就是先造城，城造好了，但沒有産業。漢中為什麼只能賣到4000元，不能賣到1萬元?因為漢中人民的工資就這麼一點，沒有産業，沒有競爭力。
中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其他辦法，只有産業轉移、發展經濟。但是這個産業轉移，是不是通過政府辦法推動？只要兩個價格擺在這裡，政府是推不動的。所以，調整也不要急，四五年以後慢慢調整就出現了，現在人才調整是最快的，人的移動比産業移動容易多了，曾經出現過逃離北上廣，因為北上廣生活成本高，競爭壓力太強了，但是很多人去了二三線城市後發現那邊社會流動性低，壟斷很高，社會關係很重要，所以又出現了重返北上廣，但今天又開始逃離北上廣了。比如，我們復旦大學的一個博士生要留在上海，面對500萬一套的房子，前途一片漆黑。緊接著，産業也會開始調整，一定有很多産業看到上海這麼高的成本，然後開始流動。
還有非常重要的，國家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城鎮化。最近農業部部長在答記者問上説，我國正在積極推進土地流轉。未來中國發展的空間是把第一産業做好，人口離開土地，勞動生産率巨大提高，土地集中，農業變成現代化，這樣人們就有錢了。第二，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進一步推進的是土地權，一定要把土地的權利給農民，然後農民進城，或參加製造業，或參加由於人口積聚而發展的服務業，這樣他們的勞動收入提高，這些已經造的房子很快會慢慢被消化。所以只要制度創新，只要改革在推進、深入，我認為這些是沒有問題。
還有我認為老人也要分流。比如，上海已經2500萬人口了，上海市政府認為人口不能再擴張了，但上海又要變成全球化城市，那就是要換人了，但是老人不肯換出去。紐約的情況是，房價、交通成本、生活成本那麼高，老人退休後就不住紐約了，去佛羅裏達住了。為什麼我們的老人不肯離開呢？原因是有福利制度上待遇的差距，還有教育問題。這些老人留住在上海市中心，是為了他們為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將來上學。如果制度改革推進快，教育公共産品各地都做得很好，那老人們退休就不要佔據那麼好的地方了，讓給年輕人奮鬥。所以，如果制度設計好，一二三四線城市的區位差異等問題都會處理好，價格、市場都會起作用。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