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建言“經濟新常態”系列述評
（中國網記者 張林）徐洪才，著名經濟學家，金融學教授。上個世紀80年代，他在中國石化集團從事技術工作。1993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碩士畢業。1996年獲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先後在中國人民銀行、證券公司和風險投資公司從事管理工作。2003年回到大學任教，2010年初進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資訊部部長、研究員。同時他還是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新浪網、台灣《旺報》《人民日報》《China Daily》和《Global Times》等媒體的財經評論員。
理論聯繫實際是徐洪才的一向風格，他曾走訪中國200多個城市和200多家上市公司，為全國10余萬民營企業家和各級政府官員授課。多次赴美國、歐洲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出版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變革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等十余部著作。具有深厚的科技、哲學、金融學和經濟學等專業背景，同時還有豐富的金融從業經驗。近年來，他專注于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的動態跟蹤研究。
他所在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簡稱國經中心，被譽為中國超級智庫。近年來，國經中心圍繞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決策服務，開展前瞻性政策研究，向上呈送了1000多份內參報告，産生了較大影響。按照徐洪才的説法，有三件事情是值得稱道的。
第一，促成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外匯儲備委託貸款管理辦公室”，將部分國家外匯儲備貸給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根據自身風險管理要求，將外匯資金貸給工商企業，支援它們到海外投資並購。此舉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企業“走出去”。
第二是中國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該建議被中央接納，在去年巴厘島召開的APEC會議上昭告天下。
第三，就是將國家開發銀行重新定位於開發性金融機構。徐洪才認為，國家開發銀行不應該定位於商業銀行，而是回歸開發性金融機構，要體現國家戰略意圖，彌補商業性金融的不足。近期國開行成立住宅金融事業部，開始加大對棚戶區改造的資金支援，實際就是回歸開發性金融定位。
一、近期中國經濟出現止跌企穩、回升向好跡象
中期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首先是經濟增速換擋期。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30多年平均9%以上的GDP增速，現在只能保持7.5%左右經濟增長。經濟換擋主要原因，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要素成本上升等。第二，結構調整陣痛期。改革到了深水區。利益的存量結構調整阻力很大，不像以前的增量結構調整，阻力小一些。第三，前期政策消化期。應該承認，4萬億投資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需要逐步消化。
近期看，一季度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GDP增長下滑到7.4%，二季度GDP為7.5%，環比上漲0.1%，出現了止跌企穩、回升向好跡象。雖然基礎還比較脆弱。但是回升向好趨勢是可以延續的，這是總的判斷。原因是前期出臺的“微刺激”定向調控政策收到了效果，結構調整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第三産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上升，超過了第二産業；而且就業狀況在改善。對小微企業和“三農”的定向資金支援見效，結構性減稅在減輕小微企業稅負上也産生了積極作用。此外，加強西部鐵路、農村污水管網建設，增強對保障房投入和棚戶區改造，以及促進資訊消費等，比較好地將“穩增長”“調結構”和“惠民生”結合起來，都對阻止經濟下跌起到了積極支撐作用。
更重要的是，各項改革事業穩步推進。政府部門在簡政放權、破除市場分割和行政壟斷，打破“一畝三分地”，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多很好的戰略思路，現在都已開始破局。例如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還有京津冀一體化、黃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中孟印緬”經濟走廊等。這些重大戰略舉措，必將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開發開放，尤其是向西開發開放，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還有一些戰略性舉措，如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有利於這些戰略舉措的實施。去年俄羅斯G20峰會，議題之一就是要培育長期投融資機制，支撐世界經濟實現包容、強勁和平衡性增長。全球都意識到了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將儲蓄轉化成投資的重要性。亞太地區國家儲蓄率很高，但是轉化路徑並不通暢，主要是金融體系不發達，特別是資本市場不發達，導致轉化效率比較低。
改革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簡政放權，即減少行政不當干預，培育市場機制，理順市場跟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生産要素價格正在建立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包括資源、能源的價格改革，也包括資金價格改革，即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等。要解決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上海自貿區試點負面清單管理方式，目的在於促進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和金融國際化，從而促使中國經濟與國際規則接軌，這些都有助於逐步釋放經濟發展潛力。
展望下半年及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是充滿信心的。4、5月份以後，中國人民銀行向市場投放資金總體上是寬鬆的，貨幣市場利率水準也在往下走。上半年，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退出，很多外資從發展中國家撤走，或者説減緩流入中國，導致人民幣出現溫和貶值，這有助於增加企業出口競爭力，還減輕了中央銀行壓力，外匯佔款少了，央行主動投放貨幣和調控經濟的空間和自由度增加了。上半年央行採取了定向降準政策，必要時還可以整體降低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率。
下半年投資可能溫和上升。現在已經找到一些新的增長點，像棚戶區改造、西部鐵路建設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像區域經濟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等戰略實施會拉動相關投資。這些投資是必要的，現在不投，將來也得投。房地産投資這一塊，不要指望會有大幅度上升，但在差異化調控政策作用下，會保持相對平穩趨勢。基礎設施投資方面，要考慮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已開始建立透明、規範化地方政府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歸位，發展混合所有制，加大扶持民營經濟等，最終都將增加投資。
從消費方面看，隨著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費結構升級，消費可望溫和上漲，包括新型城鎮化帶動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等。住房也是消費，可通過金融創新促進住房消費。中國老百姓有50萬億元的儲蓄存款，但是按揭貸款才10萬億元左右，居民負債率是很低的，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特別是隨著老齡化社會漸行漸近，對養老消費和養老金融的需求會增加。在養老消費、普惠金融、民生金融等方面，還有很多文章可做。另外，就是培育資訊消費。政府通過提供公共産品，可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出口方面，不應該悲觀。下半年，外貿形勢會比上半年好。第一個原因是外部需求增加，美國經濟二季度比一季度明顯上升。歐洲在搞寬鬆的貨幣政策，經濟表現溫和向好。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也取得了短期效果。發達經濟體總體上出現溫和復蘇。從新興經濟體來看，都在進行結構性改革，也有很多擴大投資與合作的機會。6、7月份實際出口數據不錯。從國內外貿企業競爭力看，加工貿易方面由於成本上升較多，會有一些影響。但是，一般貿易上升比較快，説明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取得初步成果。服務貿易逆差會隨著擴大開放增加，但也會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短期內，服務貿易逆差不是壞事，可以平衡經常項目順差。
另外，要適當擴大進口。通過擴大進口，彌補國內短板，提升經濟增長後勁，這也有利於促進出口。要有選擇地擴大進口，同時創造條件，讓發達經濟體消除對中國的偏見，把一些好東西賣給我們。應該順應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發展潮流，推進FTA和雙邊投資協議談判。擴大國內企業走出去，繞過貿易壁壘，帶動商品出口。總的來説，對外貿形勢不必悲觀。但是大幅度增長也不太可能，未來幾年保持6%-7%的增長是可能的。全球貿易增長才3%，我們是其兩倍，已經足夠了。太高的外貿增速將引起貿易摩擦。總之，從三大需求看，投資、消費、進出口都將支援經濟平穩運作。
從産業結構看，也會支援經濟保持強勁增長。首先，第一産業將較快發展。隨著新型城鎮化和農村與城市土地市場的一體化，必將把先進生産要素引入農村，推動中國農業轉型升級。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人口轉移和提高勞動生産率提升，都會進一步釋放農業發展潛力。第二産業發展，關鍵是調整結構、推動技術創新。第三産業會有大發展，生産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都要發展。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醫院、託兒所、幼兒園等生活性服務的産業化，將整體改善民生保障和福利水準。但是，沒有第二産業轉型升級，勞動生産率提升和技術進步，就不可能把第一産業大量勞動力轉移出來。産業結構升級會蘊含很多機會，將對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二、解決産能過剩問題，及時化解潛在風險
目前，整體經濟在合理區間內運作，但也有一些負面影響因素，比如解決傳統的産能過剩問題，不能立竿見影，需要“三管齊下”。
第一，培育市場機制，淘汰部分落後産能，推動轉型升級、技術進步。但要考慮經濟與社會承受力，不能把煉鋼廠、水泥廠等污染企業統統都給砸了。否則，經濟急劇滑坡，稅收沒了，工人失業了，可能會出問題。要考慮各個方面承受力，進行漸進式改革。
第二，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新型農村城鎮化和西部鐵路建設，都能打破市場分割、人為藩籬和行政壟斷，激活微觀市場主體活力。通過增加內需，消化部分過剩産能。多修幾條鐵路，鋼鐵就消化掉了。多修幾個橋梁，水泥就消化掉了。
第三，就是支援企業走出去，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勞務輸出，這樣過剩産能就可以消化一部分，向外轉移一部分。
三管齊下解決産能過剩問題也需要時間。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的地方本位主義。前些年大家都在搞區域經濟發展規劃，一哄而起開工一些大項目，産業結構雷同，導致不必要的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中國金融體系存在一些潛在風險。資本市場不發達，過度地依賴銀行間接融資。整個社會融資規模裏，銀行貸款佔比跌倒了只佔60%左右，但其餘融資形式，像委託貸款、信託等影子銀行業務，最終還是通過商業銀行體系配置的。因此，過度依賴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股票市場最近有一點反彈，但一直比較低迷。債券市場存在結構性問題，主要是國債和金融債，公司債規模很小。地方融資平颱風險比較大，還有部分三四線城市房價波動，也有潛在風險，房地産本身輻射範圍很大，對整個宏觀經濟、實體經濟影響太大了。
有的地方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片面追求房地産業發展，孤軍深入，沒有考慮城鎮化和産業化、工業化的配套，即産業化和城鎮化未能充分融合。沒有産業支撐，僅僅建了一些房子，把農民請到城市來，住上樓房，但是這些人找不到工作，沒有了收入來源，生存難以持續，最終還得回老家種地。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這必須提供生存和發展的機會。首先，政府要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包括醫療、教育、衛生，以及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如自來水、污水、垃圾焚燒等，要有整體規劃。這些基礎工作都是政府要做的，不能踢給市場。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是政府分內職責，中央和地方需劃清責任界限。
然後是産業定位。一個區域要發揮資源的比較優勢，只幹自己擅長的事情。這樣可以吸納和積聚資金、技術、人才、資訊等生産要素，産生“虹吸效應”。有了産業支撐，自然會增加就業機會。只有産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支撐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基礎。還有農村城鎮化、現代化、工業化和資訊化，“四化”之間要協同。房地産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近期個別三、四線城市出現房地産價格波動，可能會導致整個行業洗牌，但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但是也要注意及時疏導和化解，不要讓所有風險集中爆發。現在各地採取差異化調控政策是正確的。
金融風險還包括影子銀行風險。現在大家都擔心信託産品的剛性兌付，其實剛性兌付並無法律依據的，《信託法》規定投資者要自擔風險。信託公司自營投資和客戶理財，資産不在一個池子裏，中間是有防火牆的。不同信託産品中間也有隔離墻，法律就是這麼規定的。很多人誤以為會有人兜底，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培育投資人風險意識，釋放局部性風險，有助於維護整體金融穩定。當然，一旦真的出事，也要區別對待。小客戶要優先償付，機構客戶要打折，甚至讓他血本無歸。
中國經濟最大風險隱患，還是銀行和企業，或者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關係扭曲，利益結構不合理，具體表現在銀行利潤過多、過厚，産業資本投資回報過低、過薄了。因此擠壓了産業資本利潤率。徹底改變中國金融結構，需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
第一，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增強銀行信貸市場競爭。民營銀行發展會産生示範效應和鯰魚效應，但對民營銀行也不能期望過高，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內，靠民營銀行發展來打破中國銀行業壟斷格局，都是不現實的。民營銀行主要是要起示範作用，在金融創新方面可能會更積極一些，這樣會給大型國有銀行帶來外部壓力，促使它們改變經營方式，提高服務品質。
第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通過發展直接融資，分化瓦解一部分間接融資，讓投資人有多樣性選擇，從而改變強制性儲蓄。由於利率管制，實際是居民補貼銀行，銀行補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亂投資，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近年來，理財市場蓬勃發展跟利率管制是密切相關的。理財産品利率直接反映了市場供求關係。投資人追求合理的回報，這是合理的，應該得到保護，並創造條件滿足它。發展資本市場，創造了多種金融工具、金融産品，有助於打破金融壟斷。
第三，資産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就是把商業銀行資産負債表的左邊的資産證券化，把那些長期、存量資産盤活了，增強流動性。十年、二十年之後才能全部收回的按揭貸款，現在以此為支撐發行債券，根據現金流發佈，設計不同證券化産品，銀行一次性賣掉這些長期資産之後，證券投資人買賣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因此分散和轉移了風險。與此同時，通過融資證券化來主動創造銀行負債，就是把儲蓄存款、短期資金變成長期資金。比如，發行十年期甚至更長期限的銀行大額可轉讓存單（CDs），這樣銀行就可以放心地長期使用這些資金了。由於投資者可以互相買賣，因此實現了期限結構的轉換。前者是把長期資産變成短期資産，後者把短期負債調換成長期負債。這種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來説，實際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
第四，加大對外金融開放。到2003年底，中國銀行業資産裏的外資金融機構佔比不到2%，還低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比例。也就是説，加入WTO到現在，金融開放並沒有擴大。下一步不妨加大金融開放力度，條件是換取西方國家對等開放。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金融機構都要大踏步地拓展範圍，加快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網路。這次美國和歐洲制裁俄羅斯，銀聯正好乘機挺進。VISA卡、Master卡，加上銀聯卡，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五，完善國家金融安全網。包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監管體系改革。要建立中央和地方適當分權的雙層監管體系。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監管權是分開的，很多小金融機構都是由地方監管。統得過死的話，必然抑制金融深化和發展。還有金融機構破産和市場退出制度，以及完善擔保制度。現有擔保體系，擔保公司是完全市場化的。最終成本還是加在企業頭上。要建立由政府資金引導的對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的體系。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台灣地區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錶現一直良好。基本做法是，政府出一部分錢，銀行交一部分保險，貸款企業也要承擔一部分，採取“三合一”模式。這種制度好處是，經濟往往週期性波動，當經濟下行的時候，所有金融機構出於風險考慮，各人自掃門前雪，通過收緊信貸減少自身風險。但是，當所有銀行都這麼幹的時候，系統性風險反而增加了。個體正確行為加總，陷入了“集體謬誤”。因此，宏觀經濟需要“逆週期”調控。當經濟週期下行，銀行不應該竭澤而漁、落井下石，而是放水養魚、雪中送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金融機構跟企業就是魚和水的關係。完全遵循市場原則，肯定不行。因此，要建立由政府引導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作為現行商業化擔保機制的補充。金融安全網還應該包括政策性金融或開發性金融體系。
三、創造條件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對外開放特別是資本賬戶對外開放過程中，存在著一定金融風險。資本賬戶對外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勢在必行。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資本賬戶不對外開放是不行的，但是對外開放過快、過急，風險得不到控制，那也不行。
未來10-20年，不加快資本賬戶對外開放，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那麼中國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對不起子孫後代。因為那個時候，人口老齡化來臨，改革任務也基本完成，資源紅利沒了，人口紅利沒了，改革紅利也沒了，中國怎麼辦？必須在未來10-20年完成人民幣國際化，不抓住這個機遇，就會犯歷史性錯誤。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如果不注意防範外部金融風險的衝擊，不適應新的開放經濟體的複雜形勢，就要犯顛覆性的錯誤。特別是，更不能因為害怕犯顛覆性錯誤，而喪失歷史機遇。
美元崛起是在二戰之後，依照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和黃金掛鉤。全世界人都相信美元，因為美元和黃金掛鉤，一盎司黃金值35美元，是剛性的。但是後來，美國的承諾守不住了，就撕毀了協議，搞浮動匯率制度。二戰之後，歐洲需要重建家園，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向歐洲輸送美元，讓被援助國拿著美元去買東西，拉動美國出口。
中國有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因此要支援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不能倒，美元倒了中國會跟著倒楣，中國外匯儲備跟著貶值。中國不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要讓國際社會相信人民幣，因為人民幣比美元更穩定、也有升值潛力。也就是要將人民幣與美元綁定，相信人民幣就是相信美元。
舉例來説，一些國家出現資本外匯擠兌，某些機構不看好該國經濟的未來前景，都要拋售該國貨幣，換回外匯，逃離出去。進口廠商這時候提前購匯，因為未來要貶值，提前購匯一年半年；出口廠商得到的外匯也不拿回來了，都停在海外，這就亂套了。這個時候，中國可以表態，一旦該國資本外匯出事，需要借錢，中國會伸出援助之手。也許這個國家的客戶需要美元，而不是需要人民幣，這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借人民幣給他，請他拿人民幣購買美元，到時候再還中國人民幣，這叫“外匯三角運作”。這是一種創造，無中生有，創造了對人民幣的海外需求。
在美元都向美國回流的時候，美國國債收益率在下降，資産價格、債券價格在上漲，中國趁機把美元收益調回來一點，形成平衡，中國將美國國債變成了現金，而且還能賺錢。把錢弄回來，中國自己這邊的外匯市場波瀾不驚。中國借出人民幣，然後客戶又拿這個人民幣從中國購買美元，結果人民幣供給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對沖掉了。但是中國人民銀行原先賬上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産減少了，增加了對外人民幣債權，幣種改變了，同樣是債權，幣種改變了，人民幣在升值，這樣做其實是把中國4萬億外匯儲備的負擔讓更多國家來共同承擔。
中國不能什麼責任都扛在自己身上，這其實是個大麻煩，大家都分擔一點，中國壓力就會輕一些。有些國家借了中國的長期債務，可以十年、二十年慢慢地還，將來沒錢還，可以向中國出口石油、天然氣，中國拿人民幣去買，然後這些國家拿著人民幣再還給中國。要讓外國相信人民幣，首先中國經濟未來還有二三十年發展機遇期，這對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強有力保障；同時，也要巧妙地設計交易結構，比如外匯三角運作，創造條件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在中國金融開放過程中，要逐步加大放開對私人境外投資的資本管制。老百姓把手裏的人民幣換成美元，再把美元拿出去到外面買房子，屬於在國外投資，沒有壞處，這叫藏富於民。這樣一來，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就少了，壓力就小了，調控貨幣政策的空間就大了，自由度就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也就小了。錢走出去，人也走出去，國民素質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就會提高。世界上市場那麼大，中國人那麼聰明，又有錢，讓他們出去，這符合現在國際化、全球化的潮流。擴大資本賬戶對外開放，有很多好處，可以把風險分散掉、轉移掉。
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要重新實現內外平衡。首先，增量上要把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基本政策目標，同時要盤活存量，把現有外匯儲備用好，用活。同時，通過政策創新來引導藏富於民，藏匯於民，藏匯于企業，讓他們分散風險、承擔風險，加快走出去，這對改善中國經濟內外平衡大有好處。政策上，可以徵收托賓稅，也叫金融交易稅，就是資本進出的時候，徵收1%的稅。這樣一來，短期資本、投機資本來炒作的話，就要掂量掂量了。要鼓勵長期資本沉澱下來，保證資本的安全感，把投機分子、見風使舵的人清理出去。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能由投機資本來決定，而是由長期外匯供求關係來決定。保證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實體經濟發展有利。徵收托賓稅是一個好辦法，促進了資本賬戶開放，但是放而不亂。
走出去的人民幣，雖然也是人民幣，但已經不是本幣，而是外匯了。大家要適應人民幣作為外幣這個新的形勢，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有利於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
四、釋放改革紅利要走好最後一公里
從改革角度來説，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是釋放改革紅利的一個非常好的文件。但是，貴在落實，最後一公里很重要。特別是政府職能轉換，這是最大的問題。目前，要重點突破改革“疲勞症”。不少人保持懶散、懈怠，尸位素餐、無所作為。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推進國家治理機制的現代化和法制化。實現治理機制現代化，任務之一就是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體制改革，其中重要內容，就是要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關係。尤其是要明確地方政府該幹什麼，哪些又是中央政府的職責。中央政府要承擔基本民生保障，該幹的不能讓下面幹。與此同時，也要給地方政府一個穩定的財源，現在這方面的思路還不太清晰。消費稅問題、房産稅問題都很敏感，不大好推，加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這些都是頑疾。還涉及提高公務員素質和責任問題，需要打造一個服務型的、高效的、法制化和透明化的政府。
改革千頭萬緒，歸結為一點，就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而在政府和市場這一矛盾當中，政府職能轉換更重要。政府部門給自己做手術並不那麼簡單，包括大部制改革，也包括國有企業、國有資産監管體制的改革，推進都不會容易。未來兩三年，重點領域就在這些方面。市場培育不起來，內生動力、內在活力激發不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會建立起來。今年以來出臺了很多好的政策，一定要逐一落實。反腐工作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但是不能像割韭菜一樣，割過一茬，後面又生出新的腐敗。因此，要建立機制，人民群眾對此寄予厚望。
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堪稱中國第二次加入WTO，這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大戰略舉措。僅在上海搞一個自貿區試點是不夠的，要及時總結經驗，擴大試點範圍，並創造條件，主動與國際FTA高標準靠攏。全球經濟中心正在向亞太地區，尤其是向東北亞地區轉移，中日韓三國關係如果處理不好，一定會制約中國經濟發展。要加大對外開放，通過加大開放來促進內部改革。有人總想關起門來做事，這是開歷史倒車。中國應吸收世界文明的先進成果，包括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金融全球化等，這是時代潮流，不可逆轉。面對新的國際形勢，中國應該主動出牌。只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才能贏得應有的國際地位。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