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黃河奪淮後，淮河逐漸演變為一條災害頻發的“害河”。晚清至民國，雖有導淮之舉，但收效甚微。中國共産黨對淮河治理高度重視，早在1940—1944年的抗戰時期，我們黨就領導成立淮北蘇皖邊區水利委員會，組織實施疏浚安河、修復蚌埠至五河段的淮北大堤等一系列淮河治理工程。1946年，中國共産黨組織民工在新解放的蘇北修築裏運河大堤，受到當時聯合國救濟總署代表的稱讚：“共産黨領導的運河春修工程，修得很好”（戴樹義：《解放戰爭時期的裏運河》，《淮河志通訊》1985年第3期，第35頁）。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展開了對淮河的系統治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明確了治理淮河的方針：“蓄泄兼籌，以達根治之目的”。具體措施是：上游修建水庫，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兼顧，按照最大洪水來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攔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攔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開闢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時鞏固運河堤防，以策安全（吳春梅：《從“導淮”到“治淮”——我國治理淮河的歷史進程及其啟示》，《光明日報》2020年12月22日）。
70餘年來，淮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構建了完善的防洪減災體系，形成了先進的水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體系，水利開發現代化水準大幅提高，流域生態環境逐步改善，成為美麗宜居、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重要生態經濟帶。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王家壩閘考察，詳細了解淮河治理歷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況。他強調，“淮河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條全面系統治理的大河”“要把治理淮河的經驗總結好”。綜觀中國共産黨淮河治理的歷程，堅持人民性、科學性、創新性，是黨領導淮河治理事業發展的重要特徵和基本經驗。
堅持人民性，是中國共産黨治理淮河的出發點。歷史時期，淮河所帶來的水患災害，載之史冊，斑斑可見。僅1840年—1949年近110年的時間裏，淮河發生水災達到110年次，基本上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災發生；而同期旱災發生了102年次，佔總年數的92.7%（汪志國：《近代淮河流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安徽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不澇即旱，甚至旱澇並存，成為淮河流域的常態，相與伴生的又是連年不斷的蟲害。頻發的災難不僅導致沿淮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衰退，更對沿淮百姓生命財産安全帶來嚴重威脅。面對淮河災害的長期性、嚴重性和多樣性，全面根治淮河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重要歷史使命。1950年10月，毛澤東同志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數百萬人開始陸續奔赴治淮現場，開啟新中國治淮的偉大征程。周恩來同志指出：“我們人民政府，不能再讓淮河壓迫我們的同胞了！國家困難再大，也要下決心把淮河治好！”中國共産黨秉持“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從“一切為了人民”的角度出發，興利除弊，有序統籌，科學施工，取得了淮河治理的一場又一場勝利。當時的治淮委主任曾山指出：“我們的水利工作，則是為全體人民，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目前的和長遠的利益而服務。”（曾山：《人民民主制度是治淮力量的源泉》，《治淮彙刊》第一輯，1951年5月）可見，中國共産黨治淮始終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兼顧人民的短期與長遠利益，在把握重點、分辨緩急的基礎上，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全面治理。“治淮工程不只是除患救災的緊急任務，同時也是國家長期建設的一部分”（《中央治淮視察團告淮河流域同胞書》，《治淮彙刊》第一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系統治理，從根本上提升了淮河洪澇災害的防禦能力，將沿岸人民從災難中解救出來，初步構築了水清、河暢、岸綠、景美的新淮河。治淮的成功，讓淮河流域重新成為國家重要的糧、棉、油主産區，“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國3%的水資源總量，承載了全國大約13.6%的人口和11%的耕地，貢獻了全國9%的GDP，生産了全國1/6的糧食”（肖幼：《新中國治淮70年回顧與展望》，《淮河文化與生態文明——第二屆淮河文化論壇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在國家糧食安全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源自中國共産黨對人民福祉的孜孜以求和長遠謀劃。從人民利益出發，根治淮河，不僅讓淮河安瀾，百姓安居樂業，也為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堅持科學性，是中國共産黨治理淮河的立足點。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各項事業千頭萬緒。黨中央深刻認識到“治淮工程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工作，而是一個變革歷史、征服自然的偉大鬥爭”（《中央治淮視察團告淮河流域同胞書》，《治淮彙刊》第一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鬥爭中，尊重規律，遵循科學，是中國共産黨領導淮河治理的基本立足點。在治淮理念上，我們黨提出“蓄泄兼籌”的科學方略，先後編制五輪流域綜合規劃，為不同時期淮河治理打下堅實基礎。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新思路，為新時期淮河治理髮展指明瞭方向。在治淮工作中，黨領導民眾堅持科學技術有效落地。“把政治與科學密切結合起來，把工作任務以及科學技術很好的交給群眾，使群眾很好的掌握了這些武器，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人民治淮的力量，得到預期的效果”（吳芝圃：《河南省一年來治淮的主要經驗》，《治淮彙刊》第一輯）。歷史的經驗證明，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在廣大群眾把治淮當自己的事情的情況下，依靠群眾的創造發明，我們解決了在冰天雪地取土的問題，解決了砂礓石和水中取土的問題，使許多舊式工具發揮了最高的效能，同時也學習了使用現代化工具的技術”（曾山：《人民民主制度是治淮力量的源泉》，《治淮彙刊》第一輯）。中國共産黨始終秉持科學態度，集思廣益，“在訂定計劃、在思想動員、在勘察測量、在組織領導等方面無不徵求人民的意見，聽取人民的反映，再來決定問題”（曾希聖：《治理淮河的初步成就》，《治淮彙刊》第一輯）。正是這種科學的態度，使得人民群眾深度參與，群策群力，集中智慧，才為治淮成功鋪平了道路。治淮工程大大小小無數個技術難題，無不依靠人民群眾，發揮集體智慧的力量，才得以有效解決。
堅持創新性，是中國共産黨治理淮河的著力點。與時俱進、堅持創新，是中國共産黨治淮成功的又一密鑰。其一，治淮戰略統籌的創新。淮河治理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舊中國之所以難以治淮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無法實現淮河流域的統籌規劃和協同治理。中國共産黨則從戰略的高度，將治淮作為一個整體，統籌協調，推動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協同治理，實現千里淮河不同區域間的共同治理。其二，組織領導的創新。中國共産黨在治淮的組織管理上發揮核心引領作用，實現工、農、學、軍、技的協同治水。新中國數百萬人參與的淮河治理，既有黨政幹部，也有普通民工；既有專業技術人才，也有宣傳服務群體；既有大專院校學生，也有復員轉業軍人；既有國內著名學者，也有蘇聯工程專家。整個治淮工作，上百個工地同時興工，又牽涉上、中、下游的同頻共振，不統籌協調，很難想像工程能夠順利實施。因此，黨中央積極作出部署，成立專門機構，積極發揮黨團組織的領導以及黨團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通過教育動員，有序組織，實現了治淮的有機團結。創造性地實現不同工種之間、不同部門之間、不同人群之間的團結協作，形成治淮工地上“民工、技工、工程師、幹部空前大團結，互相依靠，互相學習”的良好局面（汪世銘：《治淮工程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偉大力量》，《人民日報》1951年9月17日）。其三，治淮工程中的技術創新。治淮中，為解決工程實際問題，廣大黨團員爭相創造發明，涌現了許多新技術、新方法、新工具、新發明。70餘年來，治淮工程中創造了中國第一座連拱壩、第一座大頭壩、第一座自行設計的重力拱壩等一系列首創性成果。考察治淮工程的許多歷史細節，不難發現，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在工作中創新迭出。在1951年濉河疏浚工程中，泗縣行政幹部張俊雲不斷鑽研，創造了“堤樣板”，克服了當時沒有儀器放樣的困難，爭取了放堤樣的時間。在佛子嶺水庫施工中，為解決洼地排水問題，技工戚殿萊和工人共同創造了“串聯式”輸水方法，極大提高了排水效率（治淮委員會工程部：《治淮工程施工經驗述要》，《治淮彙刊》第二輯，1952年1月）。類似種種發明創造不勝枚舉。1953年，蘇聯科學院院士、地理研究所所長撒伊奇斯剋夫就曾感慨，“中國人民真了不起，……用落後的生産工具，依靠黨的正確領導和廣大人民的智慧，以艱苦創業的精神和創造性勞動，完成並達到了和機械化施工相近似的工程標準”（中共河南大學淮河醫院委員會、河南大學淮河醫院編：《治淮精神 歷久彌新：新中國治淮與衛生工作回顧》，河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頁）。
70餘年來，中國共産黨始終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的宗旨治理淮河，為淮河流域社會的良性運作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為新時代實施“淮河生態經濟帶”國家戰略提供了有效保障。我們黨對治淮規劃的科學統籌始終貫穿于治淮的歷史進程中，而不斷創新的工程管理和改造為新中國淮河治理注入了富於時代意義的歷史內涵。在新時代，堅持人民至上的立場，科學應對淮河治理的新變化，創新性地做好淮域生態家園建設，將為淮河流域生態文明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
（作者：李琳琦、李松，分別係安徽師範大學、淮南師範學院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