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既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如何理解並持續激發“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其經典著作中圍繞“歷史主動性”“群眾的主動精神”“無産階級的銳氣”等進行過一系列論述。重溫相關論述，對我們把握“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的深刻內涵，凝聚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磅薄力量具有重要啟示。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説，“歷史的活動和思想就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群眾不僅是歷史發展的“劇中人”，更是“劇作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熱情謳歌了巴黎公社戰士的精神風貌：“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這裡的“靈活性”“歷史主動性”“自我犧牲精神”，生動描繪出巴黎公社戰士主動的精神力量。列寧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建設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始終高度重視“群眾的主動精神”。針對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資産階級對待人民的矛盾態度，1906年6月22日，列寧發表《關於我們杜馬黨團的宣言》，深刻批判了立憲民主黨“又想依靠人民，又害怕人民的革命的主動精神”的搖擺性與兩面性。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特別強調“依靠群眾的主動精神”來捍衛蘇維埃政權、恢復和發展國內經濟。他在《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毫不懷疑，依靠群眾的主動精神，工人合作社一定能夠把統一的莫斯科市消費公社真正建立起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科學揭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是人民群眾，而不是帝王將相、英雄人物，指明瞭少數人的精神覺醒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讓絕大多數人擺脫被動的精神狀態，實現精神世界的自信自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進現代化最堅實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在新征程上，應堅持人民至上，充分依靠和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切實增強中國人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志氣、骨氣、底氣，知難而進、迎難而上，以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全力戰勝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
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要以深刻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為前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説：“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深刻揭示了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運動，使得人類社會發展成為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也昭示了，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群眾的主動精神”不是自發生成的，更不是“造物主”的恩賜，而是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客觀反映。這意味著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依靠和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如何實現、在何種程度上實現，必須遵循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新征程上，應以深刻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為前提，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和創造偉力，鼓勵他們大膽探索、勇於創新，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把億萬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中。
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要堅持不懈推動理論創新。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無産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無産階級在精神上被壓抑、被奴役的真實寫照。列寧認為，只有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才給無産階級指明瞭擺脫精神奴役的出路。如何使無産階級擺脫精神上被壓抑、被奴役的狀態，從根本上實現精神力量的主動有為，馬克思主義為其指明瞭出路。毛澤東同志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産》中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由被動轉入主動的方向指引，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是中國人民的主動精神不斷迸發的根本所在。在新征程上，應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充分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始終依靠和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並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思想理論指引和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激發“群眾的主動精神”必須鞏固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1879年9月，為了指導德國工人階級政黨批判和清算破壞黨的領導的杜林的理論體系，馬克思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説：“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産階級的銳氣了。”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把鞏固和加強無産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為守住“無産階級的銳氣”的首要條件。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認為，“無産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它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無産階級真正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群眾的“銳氣”即“主動精神”不斷被激發，必須依靠無産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中國共産黨是培育和弘揚中國人民“主動精神”的“主心骨”，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精神主動的根本保障。在新征程上，必須不斷完善、鞏固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切實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陣地的領導，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促進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凝聚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繼續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作者：王維國，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