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前瞻

發佈時間:2019-08-30 08:31:24  |  來源:黨建網  |  作者:張立文  |  責任編輯:申罡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騰飛的70年。為展示70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烘托學術界百家爭鳴之良好氛圍、勾勒各學科研究前景與發展趨勢,《思想中國》欄目推出《70年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回顧與展望》系列文章,並按照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約請各領域權威專家撰寫文章,簡要回顧成就與不足,重在對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探索。文章盡可能吸收同行專家盲評意見修改完善同時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觀點,文末附推薦意見,既可視為讀者了解該學科的導讀性論著,也可視為廣大黨員幹部勤學習、強本領、長才幹的鮮活教材。今日刊發70年學科發展系列文章之十二,敬請垂注。


七十年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前瞻


張立文


作者簡介:張立文,1935年生,浙江溫州人。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現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率先構建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新人學理論體系;構建了以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為五大原理的和合學理論體系。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600余篇,出版《和合學——21世紀文化戰略構想》《和合哲學論》《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學術的生命與生命的學術》等專著35部。主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國學術通史》《國際儒藏·南韓編·四書部》等40余部著作。南韓學術資訊出版社出版《張立文文集》(38輯)。


滄海桑田,河清海晏。雖世事多變,但總歸天下昇平。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年中,中國的思想家、哲學家懷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激情,擔當“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使命。在七十年的歷史震蕩中、流變中,中國哲學為變所適地碩果屢現。它們的負載者誕生了諸多中國哲學大家。他們既禮敬中國傳統文化,精心挖掘哲學思想的所謂哲學思想的哲學思想,又以西方的哲學思想的哲學思想批判中國哲學思想貧乏。在此兩難的緊張中,艱難地開啟了中國哲學史歷程,大體體現為“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自己講”等階段。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哲學大致經歷了“照著講”和“接著講”兩個階段。“照著講”是指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哲學的草創之初,當時的學者認為中國哲學不是原生型的,而是傳輸型的,即中國原沒有哲學,沒有哲學史。既然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在中國,那麼中國哲學史只能“照著”西方哲學講。蔡元培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中説:“中國古代學術從來沒有編成系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這種“照著講”的觀點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有開中國哲學風氣之先的重要價值。“接著講”則産生於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爆發,“脫亞入歐”的日本軍國主義侵佔中國的東北三省,全國憤怒。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逐漸吞噬中國領土,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他們違背了日本的朱子學和陽明學前輩的初衷,與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思想方式發生嚴重衝突,整個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懷抱救亡圖存的悲願,以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救國救民的責任意識,或直接參與抗日武裝鬥爭,或為弘揚中華文化抗衡日本文化侵略,或為中國之命運而積極尋求出路,或為建設新政治、新文化而探賾索隱,振興中華民族精神,使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主體得以堅挺。馬一浮、熊十力、馮友蘭等一批知識分子在敵寇侵淩的特殊境遇中講國學、新唯識論、新理學、講“六藝”、講“四句教”等。他們在中華文明遭受屈辱、亡國亡種的精神慘苦的顛沛流離逃難中,在敵機不斷轟炸下,他們毅然決然繼承、弘揚、創新儒學的朱子學、陽明學以及各學派的思想,構建中華文明的主體精神價值和反抗、批判文化侵略的自覺意識,重新樹立民族的主體價值信念和終極關切,因而,在抗戰境遇下的“接著講”,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哲學又進入了“對著講”的階段。賀麟在1947年由勝利出版公司出版了《當代中國哲學》。他説:“辯證法唯物論盛行于‘九一八’前居十年左右,當時有希望的青年,幾乎都受此思潮的影響……於是從日本傳譯過來的辯證法唯物論的書籍遂充斥坊間,佔據著一般青年的思想了。”他認為當時青年情志上需要一個信仰,以為精神的歸宿,行為的指針,辯證法唯物論便恰好提供了一個主義的信仰。辯證法唯物論以物質在於意識之先,先有物質,後有心靈,乃是科學常識。物質決定意識,身體決定心靈;辯證法原是哲學中的一個主要思想方法,為哲學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能包辦;其歷史哲學是唯物史觀,是注重社會背景的一種歷史觀,是下層決定上層,是人類的階級鬥爭史。在辯證法唯物論思想的影響下,産生了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等以唯心與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對著講”。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向蘇聯“一邊倒”地學習中,完全遵循蘇聯《聯共(布)黨史教程》中關於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定講。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根據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所有的哲學派別分成兩大陣營——唯物主義陣營和唯心主義陣營。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的鬥爭,進步的唯物主義路線在這一斗爭中的形成和發展,是哲學在許多世紀以來全部發展的規律。在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中,表現出社會的進步階級反對反動階級的鬥爭。”


然“風來雲散空寧碧”,改革開放又一春。中國哲學自覺醒,乾坤造化照自心。在資訊智慧的新時代,中國哲學應有新氣象、新思維、新理論、新生面,因而必須轉“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為“自己講”、“講自己”。“自己講”是中國的哲學毅然排除一切干擾和執著,卓然獨立、自作主宰地自己講。它是中國的哲學主體挺立於世界哲學之林的開顯,它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人類精神愛智反思的反思哲學思維主體,是講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精華妙凝和合的主體。“講自己”是指中國的哲學自己講自己的哲學所謂的哲學,中國的哲學家以自己的哲學為哲學的哲學家。它是中國的哲學自己講述自己對時代精神核心話題的體貼,講述中國的哲學自己對“話題本身的重新發現和自己對每個時代所面臨的衝突和危機的藝術化解,講述中國的哲學自己對安心立命、價值理想和精神家園的至誠追求”。“自己講、講自己”是中國的哲學理論思維形態轉生和創新的前提和基礎。中國的哲學每一次轉生和創新的特徵、性質、內因、外緣,都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之則,或曰中國的哲學轉生、創新的標誌:一是核心話題的轉向。思想是時代精神的言説機制,哲學作為以思想的思想而反思的思想,亦是人類精神思想的反思。大凡作為時代精神的意義追尋和價值創造,化解時代面臨錯綜複雜的衝突和危機,梳理盤根錯節的生命情結,建構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二是詮釋文本的轉換。文本是哲學思想言説的符號蹤跡,是智慧覺解的文字報告,是主體精神度越自我的資訊橋梁。每個時代的哲學家必須憑藉對一定文本的探賾、研究、體貼和詮釋,以提煉體現時代精神的核心話題,使其全面融入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是哲學學派創立的文獻標誌。三是人文語境的轉移。它是一定時代的自然生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典章制度、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理論思維、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生存世界、意義世界、可能世界的思議環境。這三條是中國的哲學之所以能夠理論思維創新和轉生的本真彰顯。


在盡究體貼中國哲學理論思維轉生創新每一時期內在邏輯三規則標誌之後,“自己講”、“講自己”中國的哲學,必須度越“照著講”、“接著講”、“對著講”,根據三千多餘年來中國的哲學發展實際,自下定義:中國的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所謂道的道的體貼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反省、反思、體悟、體驗其導向、傾向、指向某一現在、未來的道路;是然之所以然的形上根據;然之所必然的理勢。“名字”的名是指模擬事物實相的稱謂,是人對於體知對象的性質、內涵的判斷詞,相當於現代所説的概念、範疇;“字”根據許慎的《説文解字》,即解釋文字的意義。“名字體系”是指抽象概念、範疇的意義的詮釋所構成的理論思維邏輯體系。唯有依據中國的哲學本真,自下定義,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哲學的“自己講”、“講自己”;才能確立中國的哲學,而非哲學在中國;才能在世界哲學之林中獲得自己獨立的、應有的地位、價值和話語權。


改革開放40年,世界已進入資訊智慧時代,隨著哲學人文話語語境的更化,中國的哲學也應與時偕行,唯變所適。其核心話題應轉現代新儒家的理氣心性之學為和合學,其詮釋文本亦轉現代新儒家的“四書”為《國語》為主,輔以《管子》、《墨子》。所謂和合是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的相互衝突、融合,與在衝突、融合的動態變易過程中諸多形相和無形相和合為新結構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總和。和合學是指研究在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中存在的和合存在,並以和合的義理為依歸,以及既涵攝又超越衝突、融合的學説。


和合學是針對當代人類所共同面臨的人與自然衝突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衝突所帶來的社會人文危機(動亂、戰爭、恐怖等)、人機(機器人)危機;人與人的衝突而構成的道德危機、公私危機;人的心靈衝突而産生精神危機、信仰危機;文明之間的矛盾而存有價值危機等。和合學是這五大衝突和各種危機的化解之道,因而和合學提供五大化解原理:和生原理。“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萬物都是生命體,應共同發育、成長而不互相殺害;和處原理。“君子和而不同”,世界上各種、各類多樣差分,差分而有矛盾,甚至衝突,但應共同維護和諧、和合,和平相處;和立原理。“己欲立而立人”,自己獨立、成功立業了,要幫助他者共同獨立、成功立業;和達原理。“己欲達而達人”,自己通達、發達,要支援、幫助他者共同通達、發達;和愛原理。泛愛眾,兼相愛。唯有愛,才是共生、共處、共立、共達的基礎和保障,是人類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和合學的時代價值開顯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基。


和合學理論思維體系構建,中國哲學創新三規則的發現,增強了中國哲學“自己講、講自己”的信心和自覺。於是有可能重新思議中國哲學之所以成思潮及潮起潮落的內外因緣,各哲學思潮之間連接傳承的規律性,各哲學思潮核心話題、詮釋文本、人文語境為什麼和怎麼樣變化,各哲學思潮如何體現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思潮未來走向,以及中國哲學在當代的理論思維形態,等等。這就不能“照著”西方哲學之謂哲學講,也不能“接著”宋明理學講,而只能依據中國哲學自己的特性、品格、神韻、方法的實際,自己講自己的中國的哲學。這是古希臘“認識你自己”的邏輯延伸。“認識你自己”就得直面中國哲學思潮生命智慧的“本來面目”。中國哲學思潮的研議對像是體現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思潮,一個時代之所以思而成潮,必有一個凝聚這個時代思潮的哲學核心話題,才能成為那個時代哲學家所共同思議和論辯的話題,無共同思議和論辯的哲學核心話題,就不能蔚為思潮。儘管那個時代的各個哲學家對時代核心話題的理解、體貼各異其趣,而呈現為多樣的風采、豐富的內涵、多元的結構、百家爭鳴的格局,但各哲學家自覺不自覺地為時代哲學思潮的核心話題所吸引,而參與其思議和論辯,不離其時代哲學思潮核心話題的左右。


一個時代哲學思潮核心話題的轉生,既是哲學內在理論思維邏輯演化的理勢,亦是那個時代所面臨衝突危機的回答,於是新的哲學思潮應順而生,而開出新思潮、新生面、新氣象。“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天地萬物都在流變之中,哲學在流變,中國哲學思潮為道屢遷地在流變。先秦圍繞思議“道德之意”話題,其標的是制止春秋無義戰,追求一個沒有殺人、戰爭的和平、安定、統一的生存世界;兩漢圍繞思議“天人相應”話題,其宗旨是追究人之所以生存的根源、根據,回應人為什麼生存的天人感應及其相互制約的問題;魏晉圍繞思議“有無之辯”話題,其要旨是在人的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境下,回應人為什麼活著、人活著有何意義、以什麼形式實現人生價值、能否實現人生價值問題;隋唐圍繞思議“性情之原”話題,其目標是人從何來、死到何處去的靈魂安頓、終極的關切問題;宋元明清圍繞思議“理氣心性”話題,其宗旨是構建人格理想的超凡入聖,社會價值理想的萬世開太平的安身立命、精神家園問題;當前資訊智慧時代圍繞思議人類所共同面臨的自然與生態、社會與人文、人際與道德、心靈與精神、文明與價值、人與人工智慧的衝突和危機的情境下,如何化解、怎樣化解,其標的是構建一個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快樂的天和天樂、地和地樂、人和人樂的天地人共和樂的和合生存世界、意義世界和可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合天下。


【專家推薦意見】:中國哲學喜以“道”來表徵思想、精神、信仰這些“形而上者”的存在。本文以其宏大的視野,深邃的智慧,精妙的語言向世人呈現出七十年中國哲學的發展軌跡、問題意識、思想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展望了中國哲學明日的走向。 通天人,貫古今,明心性,盡人倫,崇道德,重人文,隆生命等這一“為道”的中國哲學之精神盡在此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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