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面對全球數字經濟的興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推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用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既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更是化理念為行動的緊迫任務。
數字經濟的主要形態和發展趨勢
數字經濟包括平臺經濟、共用經濟、移動支付、3R産業（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和混合現實）、四眾模式（眾創、眾包、眾扶、眾籌）、人工智慧應用、區塊鏈應用等形態。由於沒有一個固定的稱謂和內涵，很多情況下人們將其與資訊經濟、網路經濟、網際網路+、新經濟、新動能等概念交叉使用。因具體形態正在動態衍生和不斷“刷新”中，數字經濟的統計口徑也難以明確下來。當下語境下，凡是與資訊技術及應用相關的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都可歸入數字經濟範疇。
數字經濟正在改寫和重構世界經濟的版圖。從全球公司市值排名情況看，2007年全球市值前十名的數字企業僅有微軟一家，其餘皆為傳統經濟企業；到2018年3月底，蘋果、亞馬遜、字母表、微軟、騰訊、阿里巴巴、臉書等7家數字企業顯赫呈現在前十名榜單中。在中國，在數字經濟的引領下，新企業不僅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而且迅速發展壯大，使得中國的電子商務、共用經濟、移動支付等新業態能夠引領世界潮流。同時，以“網際網路+”為底層技術的數字經濟，通過不斷向各行各業“滲透”和“賦能”，推動了中國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帶動了傳統産業的轉型升級，促進了經濟的高品質發展，業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從新技術來看，在長期攻關累積的基礎上，當代中國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不斷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我國創新指數在全球排名上升到第22位，躋身全球創新領導者行列。從新産業和新業態來看，電子資訊製造業、軟體和資訊服務業、通信業持續快速發展，2017年資訊産業收入規模達22.1萬億元，同比增長15%；工業機器人産量13萬台（套），增長81%。民用無人機産量290萬架，增長67%。軟體業務收入5.5萬億元，同比增長14%。2017年，我國資訊消費達4.5萬億元，同比增長15%，為同期最終消費增速的2倍左右，佔最終消費的比重達10%。移動支付逐步實現全場景消費，移動支付交易規模超過200萬億元，居全球第一。從新模式來看，2017年我國網路零售額達7.2萬億元，同比增長32%，跨境電子商務同比增長超過30%。農村電商發展勢頭迅猛，全國農村實現網路零售額1.2萬億元，同比增長39%。B2C銷售額和網購消費者人數均排名全球第一。2017年我國共用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萬億元，同比增長47%；其中非金融共用領域交易額為2.1萬億元，同比增長67%。未來5年，我國共用經濟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長。2017年全國快遞業務量累計完成400.6億件，增長28%，規模連續4年穩居世界第一。
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迅速崛起與迅猛增長，在不斷向傳統經濟“賦能”的同時，也使得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數字化”。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同比增長20%，佔GDP的比重達到32.9%。預計到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32萬億元，佔GDP的35%；到2030年這一比重保守估計將超過50%，樂觀估計則可能達到80%。捕捉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大勢所趨，更是未來經濟領域的新制高點。隨著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戰略規劃的部署和實施，中國經濟的追趕和超越進程將會大大加速。
以新發展理念引導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數字經濟作為新事物，成長過程中難免帶有一些“野蠻生長”的特性，因此對數字經濟的看法和評價，社會上亦喜亦憂。同時，由於現行體制機制的原因，還存在不少制約數字經濟繁榮發展的外部因素。本著包容審慎、興利除弊的態度，一方面需要塑造有利於數字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需要破解數字經濟發展的消極外部性。筆者認為，必須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促進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是以創新發展理念為指導，突破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瓶頸。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是新常態下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品質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數字經濟首先是技術創新的結果，是累積創新引致的集中突破。現階段，我國許多産業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發達國家在科學前沿和高技術領域仍然佔據明顯領先優勢。為此，今後需要圍繞“數字中國”的戰略目標，採取差異化策略和非對稱路徑，抓住“底層技術”不放鬆，著力發展能夠引領産業變革的顛覆性技術創新，積極佈局新興産業前沿技術研發，以技術的群體性突破支撐和引領數字經濟産業集群的發展，實現後來居上。
二是以協調發展理念為指導，引導數字經濟持續發展。在數字經濟體系中，社會化分工更加細化，社會化協作更加緊密，跨界成為新常態，平臺企業之間的競爭演化為生態圈對生態圈的競爭，競合成為數字經濟下企業競爭的最高境界。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涉及多方面的協調關係，比如，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協調問題：數字經濟對傳統産業既具有替代效應也具有促進效應，如工業機器人的廣泛應用，一方面有助於提高擴大傳統産業的産出效率，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産生對人工和管理人員的擠出效應，這就存在著發展節奏和應用場景的協調問題。再比如，數字經濟自身內部的橫向體系及縱向生態的協調問題：數字經濟在柔性生産、精準行銷、用戶參與、供應鏈及物流組織方面，對企業內部的跨部門大規模協調協作要求很高，對平臺企業是個極大的考驗和鍛鍊。還比如，數字經濟的産業政策和監管體系的協調問題：共用單車、共用汽車等共用平臺涉及線上線下、軟體硬體、基礎設施、所有者利益、消費者權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等一系列問題，涉及多方面主體之間的利益關係，需要堅持共治共用的協調理念，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統籌規劃和有效監管作用。
三是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指導，引導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數字經濟的“去物質化”有助於減少社會經濟活動對物質的消耗，進而減少能源消耗，同時數字經濟與其他産業的融合有助於帶來更大的節能效果。因此，發展數字經濟總體符合綠色發展理念。新能源汽車替代傳統能源汽車的歷程，就是汽車産業綠色化的過程；共用單車、共用汽車等模式的發展，在提高社會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也從節能減排角度促進了經濟發展的綠色化。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新媒體等業態的發展，不僅降低了市場交易費用，而且也促進了資源的節約使用。當然，數字經濟在促進社會經濟綠色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不少新問題，如共用單車亂停放問題、外賣附帶的餐盒食具以及餐余垃圾問題、手機等各種內置器件和外置配件的“電子垃圾”問題。這就要求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各種負外部性問題進行有效的治理和監管，採取有效激勵機制促進綠色化生産和綠色化消費。
四是以開放發展理念為指導，引導數字經濟實現高品質發展。對擁有智慧財産權的數字經濟企業來説，始終需要在開放與控制兩種策略中進行權衡取捨：究竟是以開放方式允許其他廠商使用其界面和規格，還是獨佔系統來維持控制？一般來説，開放可以通過做大安裝基礎為用戶創造更大的價值，有助於促進整個行業市場的擴大，而控制有助於在既定行業市場中企業所佔份額的增加。理性的選擇顯然在於促進智慧財産權價值最大化，而不是最大化控制。隨著Linux成為大型機主流系統以及移動設備在全球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數字企業摒棄閉源系統轉而採用開源系統，如谷歌的安卓系統始終是開放的。即便是被認為是“全球行事最隱秘的公司”的蘋果公司，無論是對顧客還是對供應商，實際上遠比人們想像的開放得多，面對開源作業系統的優勢，蘋果公司的閉源作業系統也將會日益從控制趨於開放。在數字經濟系統中，標準問題非常重要，統一的標準可增進相容性和互用性，但標準從來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不同標準企業之間競爭演化的結果。與其漫長地等待統一標準的最終勝出，不如出於開放理念去直接做大行業“蛋糕”，在這種場合下，由相關行業國際組織、企業間聯盟通過談判協商，在初始階段強制統一標準有助於少走彎路，必要時也可由政府直接推出強制性標準。現階段，中國正在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大範圍、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的開放格局，將有助於各類數字企業進入中國，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五是以共用發展理念為指導，引導數字經濟實現包容發展。數字經濟特別是共用經濟本身就契合共用發展的理念，比如企業間共用智慧財産權在擴大自身生存機會的同時也推動著行業進步。總體上看，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性貢獻，但如何縮小“數字鴻溝”也是擺在各國面前的一大現實問題。從就業角度看，數字經濟産生了高價值創造和高工作收入的機會，但其與傳統經濟之間幾乎沒有就業轉換的通道，工業機器人和服務機器人應用領域的不斷擴大，勢必對傳統産業工人甚至中層管理者産生一定程度的替代，這就容易引發社會分層。面對這些新矛盾，政府需要在數字經濟發展節奏、産業轉型轉移升級援助、新技能培訓、稅收調節等方面深謀遠慮，提早規劃和佈局，動用各种經濟杠桿發揮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斷步入包容性增長的軌道。數字經濟企業特別是各類平臺型企業，在妥善處理好平台中各種利益相關者關係的同時，應出於共治共用的理念，為構建和諧友善的社會積極承擔社會成本。
（作者：戚聿東，係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