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國史學界對改革史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還不多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央將有隆重的紀念活動，中央和地方黨史機構也都在推動改革開放史的研究。改革開放史研究在黨史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從時間上看，改革開放時期已佔到當代史五分之三的時段。問題還不在時間長短，而在於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國內，關於改革開放歷程回顧有影響的學術觀點多來自一些經濟學家。我認為，這種局面應當有所改變，講述中國故事，黨史國史界學者不應當缺席。第一，歷史學者有自己的方法。一般來説，經濟學家對事件的解釋重思辨、輕史實，重邏輯、輕過程。歷史學者的長處，不是提出什麼解釋範式，而是厘清事實，搞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這正是我們大有可為之處。第二，在中國，即使是經濟改革也不是單純用經濟邏輯能夠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演進受到政治、社會、國際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説，所有經濟決策都是政治決策。我們研究這段歷史，應當有更廣闊的視野。
不過依我看，黨史國史學界對改革史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還不多。有一種説法，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或者寫不出一部信史。我以為，當代史研究的局限不是完全不能克服。當代人研究當代史也有獨有的優勢，至少有兩個：一是有鮮活的史料，參與改革的許多當事人、知情人都還在，可以做大量的口述史和田野調查。二是研究者有“現場感”。所謂現場感就是經歷過這段歷史，有親身感受，這個“現場感”對理解改革歷史進程很重要。
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可選擇的有價值的題目實在太多了
與前期歷史研究相比，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可以説還是“處女地”，可選擇的有價值的題目實在太多了，宏觀、中觀、微觀都大有可為。不過，我主張多做區域性的、專題性的和個案性的研究。
中國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更多的是鼓勵地方試驗。許多經驗是地方創造的，許多故事都發生在地方甚至民間。如農村的包産到戶、鄉鎮企業、城市企業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地方、基層和民間先搞起來的。中國改革和發展顯示出許多地方特徵，特別是早期，如江蘇發展鄉鎮企業的蘇南模式，浙江發展私營企業的溫州模式，廣東發展三來一補、中外合資企業的模式。
區域性和專題性研究可選擇的題目實在太多了。比如，重慶城市改革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題目。上世紀80年代重慶被國務院選定為綜合改革試點城市。重慶是三線建設重鎮。當時中央對重慶期望很高，希望重慶發展成大西南地區的經濟樞紐，並探索出一條軍工民用結合的新路子。研究重慶改革具有特別的意義。
改革開放史研究的真正難點是知識儲備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後，歷史的演進內容比過去豐富得多，涉及制度變革和社會變遷各個領域，這對於研究者的知識儲備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揭示宏大事件發生的內在機理就要有一些思辨力，有一些多學科知識的訓練，特別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方面的知識。否則有些話題學界討論得很熱鬧，你會感到一頭霧水，不能進入。歷史研究追求還原真相，然而真正還原歷史不容易。有人把歷史真相區分為事件真相與邏輯真相，我以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應當探究事件背後的邏輯、它的前因後果，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作大事記式的記錄，看不到事件背後的邏輯和歷史的複雜性。只有這樣，才能給人一種歷史智慧。
改革開放史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
改革開放史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依我個人體會，有四點值得關注。
第一，理解改革的試驗性。如何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沒有先例可循，充滿著不確定性。因此採取了漸進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一場試驗，凡試驗都可能有對有錯，有成功有失敗。再縝密的論證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因素，再好的方案設計都不可能沒有漏洞。改革沒有最優選擇，只有次優選擇。
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沒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從長期看改革會讓所有人受益，但近期可能會讓一部分人承擔代價。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的國企改制中，工人承擔了主要代價。
第三，改革的某些扭曲變形現象。改革開放就如恩格斯所説，是由“歷史的合力”推動的。一項政策的實施結果完全與初衷相吻合，這樣的情況很少。例如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制是必要的，但也帶來國有資産流失的問題；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與最初設想有很大差距。其中一個原因是，整個改革過程始終存在複雜的利益博弈，再縝密的方案也抵不過利益相關者的精明計算，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將改革向有利於個人利益的方向扭曲。
第四，改革舉措的時效性。每一階段改革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突出的矛盾，但同時可能引出新的矛盾，因此，需要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但是，不應把後期出現的所有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前期政策失誤。不能因為上世紀90年代農業“規模不經濟”問題而否定80年代的農村改革；不能因當前的稅制問題而否定90年代的分稅制改革；等等。
中國改革始終都是問題導向的，是一個不斷總結經驗糾正失誤、與時俱進的過程。觀察和思考改革史，應當有這樣的視角。對中國改革史的梳理和總結，既要揭示“中國奇跡”的邏輯，也要反思“中國問題”的成因，才算是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