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與市場化改革相對應的社會化改革變得越來越重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從二維平面思維轉向三維立體思維，即從政府與市場關係轉向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只有加入社會這個維度，才能破除二維思維下形成的視野障礙，形成深化改革的新視野。經濟的新動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人才強國、創新活力，等等，都與社會化改革有內在關聯。沒有社會化改革，這些方面的問題都難以根本解決。
供需脫節不僅僅是經濟自身的問題
講到供給側，大家都知道的問題是缺乏安全有效高品質的供給，所以消費外流達到了上萬億的規模。如奶粉、電飯煲，甚至馬桶蓋，消費者都搶著買國外的，其途徑是出境旅遊購物或通過電商網購。這樣的一些事例經過媒體放大以後，給人的印像是，我們的供給不少是無效供給或低品質供給。再加上傳統産能普遍過剩，更是形成一種感覺，現在的問題都是經濟上的供給問題。
但這些供給方面的問題是怎麼造成的？分析和研究的人不少，普遍的看法是經濟自身的問題。沒錯，它確實是一個經濟現象，不過從更深層次來觀察，問題不僅僅在經濟自身。消費者都希望買到有品質的、安全的産品和服務，可問題是這些東西怎麼才能生産出來呢？是不是有了什麼樣的需求，就會有産生相應的供給？其實，這是不確定的。供給與需求脫節，僅僅從經濟本身難以找到答案，因為經濟系統不是孤立的，經濟主體、經濟行為、企業家、投資者既在市場，也都嵌入到更大的社會系統之中，並受社會系統的深層影響。例如地球自成一個系統，但受太陽系這個更大系統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根本性的、長期性的。
市場通過競爭有一定的激勵約束作用，但是僅僅靠市場競爭不會自發産生安全有效的合意供給。譬如説，在政府的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如果假冒偽劣的産品可以在市場上暢通無阻，那些有品質的、安全的供給從何産生？這樣會産生一種逆向淘汰的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安全有效的高品質供給就會嚴重不足。
任何一個做企業提供産品或服務的人，都是社會的人，都會嵌入到一定社會環境之中。作為社會的人，應當是講良心、講道德、講誠信的，如果他是一個純粹的經濟人，為了經濟利益不擇手段，這時你能指望有安全有品質的供給嗎？在社會約束、法律約束都很弱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純粹的市場競爭，既不會自動産生道德和良心來約束，也不會自動産生規則、標準和法律。所以，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給既來源於市場競爭本身，更重要的是來自於社會對市場的約束，以及政府對市場有效的監管。僅僅靠市場，不會産生安全有效的高品質供給，也無法解決供給與需求脫節的問題。很顯然，這就提出了一個新的命題，那就是“社會與市場”的關係。而要發揮社會對市場的引導、約束功能，其前提是要解決好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在這裡，“社會”的含義是廣義的，包括文化、社會事業和社會組織等方面。這些方面的改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明確提出，但現在看來實質性的進展不明顯。當前的改革是個什麼樣的狀況？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領域存在空轉打滑的現象，就是説一些改革沒真正落地。政府與社會關係的改革自然也在其中。這是為什麼？儘管原因很多很複雜，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社會化改革的理論準備不足，改革的頂層設計不完善，實施過程也不力。
各項改革都應回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來
全面深化改革是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頂層設計不可或缺。那麼，如何進一步完善改革的頂層設計呢？
首先，要避免認識上的誤區。從以往改革歷程來看，有兩個方面很容易形成認識誤區：第一個誤區是“工程思維”。工程思維是以力學原理為基礎的，其特點是確定性。任何工程設計都以是確定性——力學規律為前提的。而改革屬於社會工程，是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其特點是不確定性。任何一項改革，都無法找到像力學規律一樣的確定性來支撐頂層設計。從理論上講，改革失敗的概率要遠遠高於工程失敗的概率。對改革要有必勝的信心，但也要有改革失敗的最壞打算。所以，改革的頂層設計不能有像蓋房子那樣的工程思維，要預計到有大量的不確定性在等著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改革依然要“摸著石頭過河”。千萬不能以為，只要文件一發，改革的進程就可確定了，改革的目標就會指日可待。第二個誤區是上層設計等於頂層設計。這是不確定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關鍵在於是不是從整體來考慮。頂層設計的真正內涵是：整體設計+上層設計。沒有整體思維的頂層設計將會使改革部門化、碎片化，導致改革難以落地。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改革不協調、不相容，甚至相互掣肘的現象時有發生。這是整體思維欠缺、“總設計”不充分的結果。
其次，改革的頂層設計要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上來。只有深刻把握新的時代條件和時代特徵，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指引，我們才能把現有的五花八門的改革理出一個頭緒，拎起來，並形成一個“總設計”。改革，既要問題導向，也要目標導向，兩者必須有機結合。如果只有問題導向，改革就會陷入碎片化，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險。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的改革總目標，簡化地説，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意味著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質上是國家治理的改革，國家治理的改革也就是要重塑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使之適應我國當前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來表達，就是要重構生産關係和上層建築，以適應當前社會生産力發展的要求。
從整體出發，重塑國家治理結構
國家治理結構有三個基本維度：第一個維度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個維度的改革搞了40年了，至今還沒有完成。第二個維度，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現在提出來了，但這個維度的改革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我們是在沒有總設計的情況下，從各個側面在迂迴地進行第二個維度的改革，譬如説科教文衛的改革，就是在各個領域去分別實施的，缺乏統一的整體設計。還有一個維度，即第三個維度，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即分級治理的問題。這個維度的改革仍停留在過去長期形成的“分級管理”狀態。這三個維度從整體上構成了一個國家的治理結構，不同的國家治理結構實際上體現在這三個維度的三個關係怎麼去處理，遵循什麼樣的原則。
在這三個維度關係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是基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沒理順、不清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難以有實質性的進展。當然，中央與地方關係沒理順，也會制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係的處理。三個維度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相互疊加，彼此制約的，不是線性的關係。那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該如何去處理？以計劃體制下的高度集中為參照係，全面深化改革依然應當是分權改革。
向市場分權，稱之為市場化的改革，目的是構建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經濟組織是自治的。傳統的國營企業不是自治自主的，而是依附於政府各個部門，市場化改革改變了這種狀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日漸發揮，但目前依然受到體制機制的束縛，在要素市場化配置方面更是突出。
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也需要分權改革，政府要向社會分權，構建社會的微觀基礎，形成社會的自治。這也就是要形成在黨的領導下的各種各樣的社會自治組織（包括慈善組織、公益性組織、行業組織等等），增強社會自我凈化、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能力。沒有社會的自主管理，什麼都依靠政府來管理，在市場化程度不高的條件下也許是可行的，但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各種利益主體越來越多元化、利益關係越來越多層化，利益內容越來越泛化，社會複雜化程度急劇提高，政府將會越來越力不從心，因為超出了政府的能力範圍。
此外，公共服務的提供也需要大量的非營利組織，如教育、醫療、文化、體育、救助等等，既需要國有事業單位這類官辦社會組織，也需要社會力量興辦的民間社會組織。公共服務體制的完善同樣離不開社會化改革。人民對美好生活想需要日益廣泛，要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
社會化改革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短板
向市場分權和向社會分權，用黨的經典理論來解釋的話，可以很好地表達，那就是群眾路線。市場化的改革就是走群眾路線，在經濟領域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讓群眾去配置資源，創造財富。在社會領域同樣也應走群眾路線，向社會分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形成社會自治，逐漸讓社會有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這個基礎上，就會形成一種新的關係：社會與市場的關係。社會與市場的關係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也是一種互補和相互制約的關係。前面説的供給問題，如果社會對市場形成有效的約束，如果企業家都有社會責任意識，有企業家精神；在經濟領域活動的各個主體都有一種職業良心、有做事的底線，有工匠精神，供給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會大大減少，老百姓各種各樣的擔憂、消費的外流也不至於像今天這麼嚴重。當然，消費的外流是很自然的，全球化了，會在旅遊的時候買一些國外有特色的産品。但是像奶粉等這種生活必需品普遍去買國外的，實際上反映了消費者對國産品的不信任，有一種不安全感才會導致這種局面。
很顯然，在這裡有政府的問題，標準陳舊、且不合理，監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同樣，社會自治也是不到位的，社會沒起到約束市場的作用，不但沒能為市場導航，反受市場侵蝕。倫理道德、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普遍缺失；而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講誠信成了普遍現象。企業家精神、工匠精神、奮鬥精神的缺失，就反映出我國的社會發育嚴重滯後於市場化。缺乏社會約束的市場肯定是不健康的市場，是功能殘缺的市場，不是一個有效的市場。創新意識不足，投機、泡沫、短期化等等這些現象都是從中衍生出來的。
從中不難看出，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這個維度的改革太弱，社會與市場的關係不正常，單兵突進的市場化改革也難以深化。從整體觀察，各個維度的改革是相互關聯的，在當今改革發展新階段，再沿著過去改革的路徑，主要在市場化改革上發力是遠遠不夠的。在新的條件下，經濟領域的許多問題潛藏在社會領域之中。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通過向社會簡政放權改革來深化向市場化改革，即以社會化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社會化改革來推動改革的全面深化，來重構國家治理結構。
以社會化改革來統攬科教文衛等領域的改革
我國現階段的發展越來越具有整體性特徵，這種整體性的特徵就是要求各個維度都要通過改革來促進發展，這種發展既有經濟的發展、也要有社會的發展。我們過去30多年的發展主要是在體魄上，主要是長個了，像青少年一樣，現在不僅需要強健的骨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以政府與市場關係為主線的市場化改革，實現了“長個”的目標，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不能滿足於此，以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為主線的社會化改革，則要實現新的目標：長精神，以社會的發育來促進市場的健康，以社會理性來引領經濟理性，以價值理性來引導工具理性。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社會公共價值不僅體現在對人行為的約束上，也更多體現在産業結構、企業價值和産品附加值上。不體現文化、社會價值的産品，其附加值就難以提高。
在現有體制下，社會化改革包括兩大塊：一是體制內，涵蓋各個領域的事業單位；另一塊是體制外，涵蓋各領域的民間社會組織。這類似于我們的企業，過去有大量國營企業，通過改革變為了市場主體；同時，放開搞活，産生了大量民營企業。在社會領域也有國有事業單位，非國有的則被稱之為民間的各種社會組織。從科教文衛等各個領域來看，既有事業單位，也有民辦組織，如研究院所、學校、醫院、影劇院、養老院等等。對於體制內的社會化改革，集中體現為事業單位體制改革；對於體制外的社會化改革，則集中表現為放開搞活，減少管制。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社會化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構建社會微觀基礎，激發社會活力。
以政府與社會關係改革為主線的社會化改革，首先要突破的是事業單位體制的改革，這跟當年的國營企業的改革是類似的。事業單位要變成獨立的社會主體，而不是依附於政府的各個部門，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要求，政事分開，管辦分離。只有這樣，當前的科教文衛、科研院所的改革才有微觀基礎，有了微觀基礎，才能進一步深化科教文衛各個領域的改革。構建社會微觀基礎，打造社會自治主體，這是社會化改革的核心。當前科教文衛改革之所以舉步維艱，是因為整體設計不充分；而之所以整體設計不充分，則是因為缺了社會化改革這個抓手；之所以找不到這個抓手，則是因為沒有著眼于社會微觀基礎的構建。
當然還要進一步放權，讓民間社會組織充分發展起來，既可以辦醫院、也可以辦學校、辦慈善，還可以成立行業協會等等。這些民間社會組織和國有事業單位融合發展，就可形成現代社會事業制度。有了現代社會事業制度，再有完善的市場制度，兩者匹配起來，中國的發展才能是完整的，也只有這樣，中國的發展才能是健康的、可持續的。
中國全面的發展、整體的發展，需要全面的、整體的改革，即構建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我們要以社會化改革來推動整個國家治理結構的系統性重塑，儘管經濟的改革、市場化的改革並未完成，但當前迫切需要加快的是政府與社會關係的改革。科技、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應納入到這個維度來統籌考慮、整體設計。
實現創新驅動，提高勞動生産率，從何而來？這離不開政府與社會關係的改革，以及社會與市場關係的構建。在這方面沒有實質性的突破，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很可能是“半拉子”的。經濟創新要靠社會創新。社會創新是經濟創新的上游，必須要有活力，唯有源頭活水，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才能真正落地。只有人才的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包括在企業的人才、民間組織的人才以及事業單位的人才，人才強國就有了堅實的基礎，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就不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