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鉤沉】
作者：蘭夕雨（四川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話語權是指通過話語所包含的符號、概念、價值觀、意識形態等要素在國際國內所産生的影響力、吸引力。話語權的核心是權力關係，具體表現為設置話語議題、賦予話語意義、制定相關規則的權力。黨在延安的13年，通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以設置話語主題，依靠領導集體和知識分子群體以賦予話語意義，借助學習整風、學術爭鳴及外國記者進行話語傳播，較為成功地建構起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彰顯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感染力、解釋力。
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以設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議題。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國共産黨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他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向全黨提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自此，全黨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進一步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應該民族化和具體化，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説，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這一時期，我們黨其他領導人也從不同角度回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並進行理論闡釋。1939年7月，劉少奇以是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標準，把黨員劃分為“真馬克思主義者”和“假馬克思主義者”。1940年1月，張聞天提出要“使馬列主義中國化，創造中國的馬列主義作品”。1942年7月，朱德在《紀念黨的二十一週年》一文中提出，我們黨“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李維漢、陳雲、彭真等也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做了闡釋。這些論述，奠定了延安時期我們黨建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基石，明確了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主題。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報》發表《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得到黨內認可。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寫入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標誌著我們黨意識形態話語主題的最終確立。縱觀這一時期，全黨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建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大廈”，彰顯了議題設置對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意義。
依靠領導集體和知識分子群體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意義。話語建構的主體是人，延安時期黨的領導集體、知識分子群體特別是黨的理論工作者，是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主要責任承擔者。以毛澤東、劉少奇、王稼祥等為代表的領導集體和以艾思奇、張如心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通過撰寫文章、成立研究會等方式，從學理上對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與外延、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深入探討，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全面、具體的內容，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變得鮮活起來。根據領導集體和知識分子群體的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被賦予民族化、具體化、大眾化等意義。其一，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核意義。20世紀30年代，伴隨新啟蒙運動的發展，學術界興起“中國化”思潮，主張重視中華文化的中國特色、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自信。民族性是中華文化的“根”，不可拋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議題設置後，張聞天、嵇文甫等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民族性作了一些具體闡釋。在他們看來，要使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就是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嵇文甫），重點突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中國要素、中國韻味，強化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所蘊含的民族文化內核。其二，具體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路徑。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具體實踐中，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中共領導人和黨的理論工作者從不同角度闡釋了毛澤東所提到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的主張。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就是要“具體的分析中國的歷史的、經濟的、階級的環境”（王稼祥），“把握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艾思奇），“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來”（張如心）。其三，大眾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向意義。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取向，大眾化規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人民指向意義。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就是要將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接地氣”的本土話語，在此過程中，應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轉化為中國式語言和中國式表達，即毛澤東所講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然後，再以通俗的語言和形式對大眾進行宣傳，如張聞天所言：“要善於採用通俗話的形式，群眾所能了解的語言，去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延安時期黨的領導集體和知識分子群體以民族化、具體化、大眾化為切入點，思想上接受與詮釋黨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行動上立足延安，並在全國範圍內把握時機不斷“發聲”，為闡釋和賦予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意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通過多種方式和途徑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充分發揮自身思想工作優勢，克服被國民黨封鎖包圍和肆意詆毀的劣勢，利用在黨內進行學習整風，黨外進行學術爭鳴，爭取外國記者在國外宣傳等方式，傳播、宣傳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首先，陸續開展學習運動、整風運動，在黨內統一主流意識形態認識，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學習運動自1938年10月始至1945年4月延安整風運動結束止，是一場聲勢浩大、歷時長久、範圍廣泛的思想政治教育運動。1939年2月17日，為加強對學習運動的組織領導，專門成立幹部教育部，張聞天、李維漢為正、副部長。5月20日，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在陜北公學禮堂舉行學習動員大會，毛澤東到會併發表講話，號召大家都要學到底，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通過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構建了對全黨和全社會進行理論教育的框架。這些理論教育有助於統一全黨和全社會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識，起到大規模、深層次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作用。其次，利用學術爭鳴在黨外傳播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剛提出時，受到國民黨的反對和抵制，國民黨文人企圖用“中國本位文化”代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艾思奇等延安知識分子同葉青等國民黨文人展開了一場論爭。艾思奇通過撰寫《論中國的特殊性》《關於三民主義的認識》等文，批判國民黨文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否定，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場學術論爭具有學理性和政治性融合的特點，延安知識分子群體既從學理上駁斥了國民黨文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否定和質疑，又在政治層面捍衛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此外，中國共産黨借助外國記者、參觀團到延安參觀訪問的契機，真實地呈現黨、革命根據地、革命群眾民主團結的形象和生機蓬勃的精神風貌，也從一個側面向國外民眾展示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1944年7月14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斯坦因單獨採訪毛澤東。會談中，毛澤東特別提到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各國共産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沒有共産主義的思想方法，我們就無法指導目前我們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
延安時期我們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建構意識形態話語權要掌握話語議題的設置權，充分發揮領導群體、知識分子群體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圍繞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學習教育對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是不可缺少的，合理借助國際媒體也能對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