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鳳林（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本期主持：萬俊人（中國倫理學會會長）
本期主題：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倫理學
主持人語
要真正建構起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倫理學，就必須在政治倫理學研究對象的確立、研究方法的選擇、邏輯體系的架構、具體內容的表述、語言風格的形成等各個方面有所突破。本期欄目由在政治倫理學領域長期耕耘的三位學人，圍繞“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倫理學”“新時代政治倫理學研究的問題域”“新時代政治倫理學的學科身份與研究方法”三大基礎問題闡幽發微，生發出諸多新識洞見，以求學界同仁共鳴。
政治倫理學是政治學和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是最近十幾年來我國應用倫理學中的顯學之一。它主要研究不同國家的政治主體（政黨、社團、民族、個人等）在執掌國家政權或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中，處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外交等事務所應遵循的倫理規則及其所體現出來的道德精神，包括調節社會制度環境的德法手段、規約社會生活形式的倫理秩序、衡量政治行為善惡的道德尺度、處理複雜國際事務的價值取向等內容，它是現代政治文明的行動基準和價值內核。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的政治倫理學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驕人的成就，無論是政治倫理學基礎理論研究、中西政治倫理史研究，還是政治倫理國內外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均有眾多論著面世。但在強化中華民族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新時代，加快建構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已經逐步凝聚為倫理學界的思想共識，而目前的研究狀況與這一殷切期許相比，尚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筆者認為，要實現這一理論願景，當前亟待完成的學術要務包括：
一、在精心解讀經典文本與深度關懷政治實踐的迴圈互動中，科學把握新時代中國政治倫理學的研究主題。要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離不開對古今中外政治倫理經典文本的精細解讀，因為經典文本所矚目的焦點是政治事務的內部本質，是對於客觀性政治世界深層內涵的揭橥，它經過剝繭抽絲之後，觸及了政治事務堅硬的內核。猶如《論語》和《道德經》，其所探尋的是春秋戰國時代熱鬧喧嘩的政治生活深處的縱橫溝壑，它們要燭照人性背後的晦明，他們要描繪政治世界中生命的熱情與夢想、掙扎與無奈、慾望與規範之間無休無止的糾纏。亦如《理想國》和《正義論》所揭示的那樣，儘管我們日常生活中有關正義的具體表現形式千姿百態，紛繁多變，但總有構成正義生活的最基本的框架和展現廣闊生活背景的樸素的正義底色，而這兩部經典文本所關注的就是正義自身的根本特質及其普遍意義。今天遇到的難題是，由於政治倫理學經典作品具有呆滯笨重的特徵，其氣勢恢宏的邏輯架構、精細微妙的理論闡釋、獨具特色的筆調意趣、個性迥異的行文風格等等，需要從容的心境去細細咀嚼，需要充足的時間去慢慢品味，人們在資訊氾濫、心情焦灼的生活狀態下，不再喜歡思想深邃、內涵厚重的文本，但離開對政治倫理經典文本的深度靜覽和精心妙悟，不去從中汲取豐厚的思想理論資源，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的建構無疑是空中樓閣、夢裏幻影。
當然，要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僅是精心研讀經典文本遠遠不夠，還需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準確把脈國內外政治實踐中重大社會利益衝突的關鍵所在，亦即在讀“有字之書”的同時，更要讀“無字之書”，在紛繁複雜的社會大課堂中，找到真問題，進行真研究，“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形成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實的學風。因為任何一種理論創新只能從時代遇到的重大問題開始，恰如馬克思所言：“任何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講，政治倫理學的創新過程就是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研究者只能深切地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和解決重大而緊迫的時代課題，看到自己時代各種偶然背後的必然、現象背後的本質、感性背後的理性，才能真正掌握新時代中國政治倫理的現實邏輯和發展規律，進而推動政治倫理學的理論創新和不斷進步。
在這一過程中要特別防範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僅從經典文本的詮釋出發思考現實問題。如：看到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邏輯盛行，就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尋找依據予以批判；看到社會道德滑坡，就從四書五經中尋覓療救之道等等。看不到這些經典文本賴以生成的經濟社會環境，更不去深入思考當代現實問題賴以形成的制度前提條件，最終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錯誤結果。二是有不少學者在學院化專業分工體制的影響下，只重視政治倫理學內部微觀領域的精細研究，把研究活動變成各種史料的堆砌，或者旁徵博引他人觀點代替研究者本人的自我判斷，讓自己的頭腦變成了別人的跑馬場，或者在五花八門的學術小圈子內，做些不痛不癢乃至十分瑣碎的所謂純學術研究，最終導致政治倫理思想本身的支離破碎，無法有效凝聚整個學術共同體的理論共識，更難以深入把握時代本身的宏大主題。反觀東西方歷史上真正偉大的政治倫理學家，他們都是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和深入思考，認同了一種政治立場，並將這種立場化作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融會貫通于自己的學術之中，能夠從人類社會和民族國家的立場，思考所屬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特別是能夠從本國歷史文化的角度去分析、評判不同的學術觀點，進而提出超邁他人的真知灼見，為世人留下燭照千古的思想遺産。
二、從歷史大縱深和國際寬視域的雙重視角，全面強化新時代中國政治倫理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倫理史的研究雖然對不同時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倫理理論的探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至今沒有一部中國政治倫理思想通史問世，特別是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倫理的研究，尚有諸多空白亟須填補。諸如：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萬世一係，綿延不絕，但歷朝歷代皇權與相權的彼此掣肘、皇帝與六部大臣的弄權鬥法、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等，究竟遵循哪些政治倫理規則，至今沒有對之進行深入探究的專著出版。閱讀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經典，不僅要看到典籍表面的文字含義，更要看到典籍背後的精神實質。實際上任何朝代所彙編的眾多典籍，都要遵循當朝統治者制定的基本政治原則，如乾隆借編纂《四庫全書》之機，對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別採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盡可能收錄宣傳大清王朝文治武功的著作，對黃宗羲、呂留良、顧炎武等具有現代民主精神的著作，予以嚴厲打擊和銷毀。如果我們在閱讀古代典籍時，缺乏鮮明的文化主體意識、深刻的歷史批判精神和敏銳的學術甄別能力，必將陷入古人設置的精神迷帳而無從出入。
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近代以來，中國人對古今關係的看法交織著對中西關係的認識，而中西地位的變動又影響著中國人古今關係的敘事結構，進而對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産生重大影響。這就要求我們除了從歷史大縱深的宏闊視角，強化中國政治倫理史研究的深度外，還必須用國際寬視域的比較研究眼光，拓寬我國政治倫理研究的廣度，去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倫理史的變遷歷程，包括對西方政治倫理通史、西方政治倫理國別史、西方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現象的倫理探究等。
三、在多樣競爭和一元引領的思想張力結構中，逐步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改革開放近40年來，在我國政治倫理學研究領域，各種理論思潮澎湃激蕩，此起彼伏。在各種政治倫理思潮爭鋒論劍的背後，一直存在著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在政治倫理研究中必須建立新的多樣的政治價值理念、制度倫理模式、公民德性類型等，以適應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需要。另一種觀點認為，正是在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新時代，我們黨所倡導的革命傳統型政治倫理理念、制度、體系遇到了一定困難，建立新的統一的當代政治價值理念、制度倫理體系和公民行為模式，已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産黨較為緊迫的歷史選擇。
世界歷史的發展表明，任何國家或政黨要想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政治實體而長期存在，就必須結合本國國情，努力建構為自身所特有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如果一個國家置身於所謂“國際政治潮流”之中，完全放棄本國政治倫理學的核心話語體系，通過否定自身的政治倫理傳統走向歷史虛無主義，乃至力圖使自己國家從原有的政治倫理類型完全徹底地皈依另類政治倫理類型，那麼，它必然會使自己的國民在政治價值理念、制度倫理模式、公民德性類型等方面，走向“無根性”的價值空場，最終在國際社會的政治鬥爭中，迷失自我，自交城池，成為他國政治權謀的犧牲品。這就要求我們在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時，必須對本民族的政治倫理文化抱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決不能背離歷史主義的基本要求，用今天的觀念和標準去衡量古人所做的一切，最終走向歷史虛無主義或歷史相對主義；也不能一味地食古不化、厚古薄今，走向政治倫理復古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泥潭而無法自拔；更不能用西方近現代時髦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來生硬地衡量和剪裁中國的現實政治生活。質言之，必須走出以今滅古、厚古薄今、以西解中等形色各異的理論困局，在多樣競爭和一元引領的思想張力結構中，站在新時代高度，勇立新時代潮頭，在研究對象的確立、研究方法的選擇、邏輯體系的架構、思想脈絡的梳理、具體內容的表述、語言風格的形成等各個方面，真正建構起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倫理學話語體系，為當今人類政治倫理學的學科發展和思想繁榮作出中華民族應有的貢獻。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