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標誌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論述，是繼承和弘揚《矛盾論》《實踐論》思想智慧的光輝典範，也為進一步深化《矛盾論》《實踐論》研究提供了基本遵循。
從毛澤東、鄧小平一直到習近平都強調，領導幹部“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無疑就屬於這種管用的經典著作。“兩論”發表已經80週年，其思想主題至今熠熠生輝，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兩論”不能不寫
“兩論”的思想主題是由“兩論”産生的歷史背景或寫作原因決定的。美國學者施拉姆曾説：“按照傳統，在世界共産主義運動中被尊為領袖的人物必須同時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家），毛澤東也就嘗試撰寫這類文章。”這是無視“兩論”産生背景的武斷説法，是無法真正理解“兩論”的。毛澤東在回顧“兩論”的寫作原因時曾説：“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理論，主要是以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研究對象，從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産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中得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説，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但與中國所處的歷史時代、社會環境、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俄式革命”道路及列寧主義也只具有指導意義。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決定了中國革命面臨著特殊的任務，必須探索特殊的道路與特殊的方式。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年輕的中國共産黨沒有也來不及對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進行雙重的深入研究與了解，也缺乏鬥爭經驗。於是革命就主要以共産國際的指示與策略為準，但由一個遠離中國環境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是導致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從血的教訓中總結經驗，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革命道路。但這樣一條山溝裏的革命道路完全是血的教訓與戰爭的邏輯所規定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並沒有具體規定。因此，山溝裏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就提出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遭到否定，結果導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正是在這種勝敗之間的反覆比較中，毛澤東等人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同時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對這一結合進行哲學上的論證與説明，正是中國革命的理論需要，“兩論”是適應這一需要而産生的。
“兩論”的寫作，從另一角度看，則是解決黨內思想路線鬥爭問題的需要，而思想路線鬥爭的實質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問題。革命過程中連續不斷地出現的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思想根源上就是不從實際出發，而從馬列的一些詞句與蘇聯經驗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割裂開來。遵義會議來不及清理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抗日戰爭爆發，王明回國後根本不從複雜的中國階級關係與實際情況出發，從原來的極“左”又倒向極右，在政治上與軍事上提出一套右傾論調，併為黨內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錯誤的思想根源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一點。他認為政治路線、軍事路線與思想路線同是中國革命的三個主要問題，而思想路線更關鍵，有了正確的思想路線，“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因此，毛澤東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之後，接著又著手批判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兩論”的寫作，即是為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奠定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
“兩論”的思想實質
“兩論”的思想實質與主題，是對中國革命中“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教條主義錯誤的哲學批判，從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哲學論證。
《實踐論》以實踐概念為核心，以認識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為線索展開論述，突出了實踐的根本作用，闡釋了認識上的辯證法，反對割裂認識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際的辯證關係，其主旨正是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批判了脫離中國客觀實際的或“左”或右的思想錯誤的根源，指出這些錯誤思想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特別是針對那些僵化的教條主義者，毛澤東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和運動永遠不會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這一結論，蘊含著中國革命的豐富歷史經驗，厚積而薄發，言簡而意深。對於“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批判，可謂入木三分，深中肯綮。
如果説《實踐論》突出了認識的辯證法，那麼，《矛盾論》則突出了矛盾問題（辯證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意義，其主旨同樣是從哲學上論證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必要性，清算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
“兩論”的實踐智慧
義大利學者葛蘭西曾認為，政治家往往也從事哲學著述，但他真正的哲學恰好應該到他的政治著作中去尋找。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毛澤東哲學思想也需到他的政治軍事著作中去尋找。可以説，“兩論”是以哲學形式表達的中國革命的實踐智慧，是毛澤東寫作“兩論”前系列政治軍事著作及活動所蘊含的實踐智慧的哲學反思與昇華。
理論的特徵在於其抽象性，以及由此而來的一般性或普遍性。與理論不同，實踐的特徵則是具體性、特殊性。實踐總是具體的，是在具體環境中對具體對象的具體操作。在理論建構過程中必然被捨棄掉的對象的具體特殊的因素，在實踐中必然在場。由於這種具體性，實踐往往是各種複雜的相互矛盾因素的聚集。如果忽略實踐的具體境況，直接將某種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教條主義，就會出現康得所説的情況：“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康得雖然主張一種完全捨棄經驗要素的實踐理性，但他指出：“不管理論可能是多麼完美，看來顯然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然需要有一種從這一個聯繫到另一個的中間項”。
毛澤東的實踐智慧可以説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之間的“中間項”。實踐智慧指的是一種有關實踐或行為的明智考慮的理性能力，表現為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導下對具體性和特殊性的關注，表現為駕馭和處理實踐中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中國革命的極為特殊性和複雜性，決定了需要高超的實踐智慧才能取得勝利。忽視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性而執著于普遍性的理論，正是教條主義的思想特徵。毛澤東的智慧在於，一方面在中國革命實踐中表現出卓越的實踐智慧，另一方面又將這種實踐智慧昇華為普遍性的哲學理論。或者説，對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性及實踐智慧進行反思，以哲學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不僅使毛澤東遠遠超越黨內的教條主義者，而且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根本上超越于純粹的理論哲學或書齋哲學。
“兩論”寫作前毛澤東的政治軍事活動及一系列著作中已經蘊含著豐富的實踐智慧。比如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特別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並親力親為，提出“反對本本主義”這樣的空谷足音式的論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從當前形勢的特點出發，緊緊抓住抗日救亡這一主題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既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又特別反對“左”傾關門主義，正確處理了與資産階級的關係問題。特別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戰爭，而戰爭的突出特點則是瞬息萬變，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敵強我弱而又極為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環境，需要高超的實踐智慧才能取勝。因此，《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突出強調對中國革命戰爭特殊規律的研究，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可見，毛澤東軍事政治活動及著作中所蘊含的實踐智慧，正是“兩論”的實踐表現形式。反過來説，“兩論”則是毛澤東實踐智慧的哲學表述形式，是以哲學智慧的形式錶述出來的實踐智慧。而這種實踐智慧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特別是軍事鬥爭中磨煉出來的。所以毛澤東曾説這是“血的著作”“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與書齋哲學或純粹理論哲學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兩論”的現實意義
真正經典性的哲學著作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兩論”雖然創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但今天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兩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上所述，“兩論”的思想主題就是要從哲學上解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個根本性問題，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就提出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即“第二次結合”。這個重大任務由鄧小平等新一代領導人所承擔起來。鄧小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在豐富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鍥而不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其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兩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前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我們看到，各個領域裏的鬥爭任務空前艱巨，鬥爭形式錯綜複雜。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兩論”所闡釋的實踐觀點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矛盾觀點和注重矛盾特殊性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等等，無疑是解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各種問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原則。可以説，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取得的偉大成就，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看家本領分不開的，無疑也是與掌握和運用“兩論”的思想智慧分不開的。面對世情、國情、黨情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所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重要判斷，為全黨自覺運用包括“兩論”在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樹立了典範。
最後，“兩論”對於我們克服當代中國“洋教條主義”，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與“四個自信”相對立的，主要就是當代中國存在的“洋教條主義”或各種“洋教條”觀點。延安時期，毛澤東早就批判過“言必稱希臘”“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的“洋教條”。“兩論”對黨內教條主義的批判，更是深刻揭示了教條主義脫離中國實際的思想根源及其嚴重危害，這對於我們今天克服各種形式的“洋教條”觀點，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光明日報》（ 2017年10月3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