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主動適應城市社會群體結構和社會組織架構的變化，推進基層黨建工作創新；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近年來上海、寧波等地開展了一系列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實踐，這些創新實踐以街道社區黨組織為核心，通過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將黨的領導深深根植於人民群眾之中，實現組織共建、資源共用、機制銜接、功能優化，為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也為大城市精細化管理提供了堅實平臺。
探索民情民意上達機制
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一些公共問題只有以一定的形式、通過一定的渠道進入政策程式形成特定的政策，最終使這一問題通過政策途徑得到解決和處理。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公眾參與是確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徑，政策的真正目的是為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中國共産黨正是通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這樣一個自下而上之後又自上而下的反覆溝通、實踐、修正的過程，將群眾的意見、要求、利益反映到黨的各項決策中，從而形成了一個最基本的經驗——群眾路線。
從大城市社會治理創新案例來看，這些創新實踐在做好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基礎上，走出機關、走向社區、走向最基層的群眾，把黨的建設陣地從黨內拓展到黨外。比如，一些地方組團式集結各界精英，通過直接、面對面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建議形成決策依據，從而改進工作，並形成黨和政府的政策、制度。還有一些地方開展“同心家園”建設，以居委會為主導，通過“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問需於民”，強化居民參與小區建設管理的意識和責任，營造基層民主協商和居民參與自治的良好氛圍。這些創新項目是黨組織牽頭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的集體行動，拓寬了政黨和政府收集民意的渠道。通過對民情民意的收集，形成動態民情資訊庫，通過對群眾反映問題的跟蹤、反饋為政府決策的調整提供借鑒，打通了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通道，政策制定的針對性和城市管理精細化程度得到較大提升。
實現多方參與的共建共用
大城市不同空間區域的群眾具有不同的公共需求和利益訴求，群眾對公共服務品質的要求不是量大面廣，而是要滿足自身需求；只有與群眾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務才是高品質的、精準的。而在現實中，當一項公共服務和産品必須由兩個以上部門提供時，而且公共服務的多部門提供成為常態時，如果缺乏必要的基於協調、合作、共用理念的集體行動，那麼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供給就有可能不足。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逐步下沉，基層治理組織被激活，更多的公共服務觸角深入到社區、家庭以及居民。在這個過程中，有更多的非政府組織積極地參與到基層區域性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服務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網路逐漸下移至群眾身邊的“瑣事”，公共服務網路的下移以及公共部門職能的下沉使得城市精細化管理成為可能。
新近出現的社會建設創新項目能夠回應基層群眾的期盼和訴求，使群眾具有更強烈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比如，商鋪將自有車位夜間向周邊居民開放、相鄰小區打通院墻協同停車等，大大提高了公共停車服務的效率和品質。還比如，依據老人們的需求組織書法、插花、編織、唱歌、舞蹈、腰鼓、風箏、橋牌等各類群眾團隊，豐富了居民區老人的生活。黨員與小區高齡獨居老人一對一結對的活動，使這些獨居老人能夠享受到24小時隨叫隨到的貼心服務。這些創新實踐以黨內資源引領帶動社會資源、市場資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公共服務的總量，盡可能依據不同居民群眾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公共服務，提高了公共服務提供的精準度。
完善區域化黨建平臺
一些城市提出通過協調、整合、信任三大治理機制，消除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之間的衝突，更好地將相關利益部門整合在一起以便産生協同效應，實現水準和垂直方向上的整體性行動。與“整體性”相對應的是“扁平化”。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強調多方的合作與參與，聚焦于政府體系內部的結構與流程調整，如減少行政層級、提高效率等。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具有管理成本相對低廉、側重於少層級近距離管理、強調協商與協調等特點。
從這些創新實踐可以發現一個共性，即通過黨建引領，形成特定組織架構和工作流程的溝通、協調機制，而這種協調機制的構建消解了城市基層組織的“合作行動困境”，彌合了“條塊分割”而造成的“碎片化”。這種協調溝通機制通過對結構與流程的再造，將權力下放到直接面對實際問題和提供服務的基層機構，強調政府、市場、社會和民眾的價值和能力的組合，尤其是多方的合作與參與，完成政府管理扁平化和職能的下沉，使得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加精準。
區域化黨建平臺將基層黨組織功能從行政性管理向嵌入式服務轉變，組織運作機制從垂直領導向協商民主轉變，通過平臺，統籌區域內各種可能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的組織、個人，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形成自治共用的良性迴圈。區域化黨建平臺在一定層級上對區域內的資源作總體的規劃和配置，人員配備充分下沉，使得公共服務的“網”鋪得更開、密度更大，既能夠靈敏地獲知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又能夠及時快速地通過各級組織和部門滿足群眾的需求。
加強基層黨組織自身建設
基層黨組織一方面以行政權力為依託嵌入行政領域，另一方面以社會權利為依託嵌入社會領域，對可能參與到區域公共事務中的各種組織進行整合，在不同級別、不同隸屬關係、不同空間的組織之間建立聯繫、資源共用，並以黨委工作直接影響各種組織對區域內公共事務的關注及解決，從而實現基層黨組織、基層社會管理和基層公共服務的協作化。
地方黨組織的介入成為彌補多元治理失敗的有效措施，對於執政黨來説可調配的資源較為充沛，可以整合社區層面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資源，集中全區域的力量解決特定的公共問題。相比較于政府部門統領的協調，黨組織的參與更能夠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使得黨的基層組織不僅和群眾站在一起，還成為聯繫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由於地方黨組織的介入，能夠對市場、政府、社會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機制進行一種宏觀安排，修正各種治理機制之間的相對平衡，使治理機制進一步進行重新組織和重新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