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談及寫文章時，曾提出“八條規則”，其中之一便是：“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如今有的領導幹部，不只附庸風雅、大話連篇“硬寫”，還沒話找話、東拉西扯、無病呻吟“硬講”。
在有的地方和單位，一些會議，部門領導講了分管領導講，分管領導講了主官講，有雙主官的要雙雙講，所有相關領導都要露個臉、發個聲；對於工作指導，甭説深入田間地頭，傾聽七嘴八舌，甚至車輪滾滾還沒滾到、隔著玻璃還沒看完，就急於談看法、作講評、提要求；許多經驗介紹，本來沒啥秘訣絕招，就是依據法規抓、擼起袖子幹，但偏要“挖”出點新思路、“摳”出點新做法；座談討論上，有的人並沒那麼多的真切感受、真知灼見、真招實策，有的與會者甚至是臨時“填座”，但也“別人都講，自己不能不講”……這樣的講話發言，做的是無米之炊，放的是無的之矢，純粹是為了擺姿勢、刷存在感，與“某某到此一遊”別無二樣。
“硬寫”意味著“寫硬”，“硬講”意味著“講硬”。毛澤東同志認為，講話、作文不僅要“短些短些再短些”，而且要“軟些軟些再軟些”。但現在有些同志講話、作文，很喜愛“目錄體”，不管寫什麼、講什麼，都是“無三不成文”，大一二三套著小一二三，內容追求面面俱到，什麼都要點到，什麼都不講透。有的追求觀點工整對仗，甚至段落都力求字數相倣，滿篇概念話、“四六句”，盡摳“字”與“詞”，不想“事”與“理”，“水分”一擠，啥都沒了。俗語雲：“碾谷要碾出米來，講話要説出理來”。不講“理”，沒“理”講，這樣的話連自己都説服不了。
領導幹部可以“硬講”，但聽眾不會“硬聽”。有些會議人雖到了，但心不在焉；看似在聽，實則右耳進左耳出；有的會議“常客”乾脆將材料夾到活頁本裏，以便開會時“搞掂”。更有一些視頻會議，動輒要求下屬各級全員參加，上級層層開、下級層層陪，一週好幾回，一回幾小時， 這種“空耗賬”誰算過？聽眾硬不聽，等於穿堂風！除了苦了聽會的，還苦了寫稿的，他們逐字逐句推出來的講話稿，説是“一字千金”一點也不為過。可最終産生了什麼效益，誰也説不清。
領導幹部是“公僕”，群眾是主人。當領導幹部如果骨子裏以為“我是何等人物”，主仆顛倒，妄自尊大，講話難免“我想講就講、你不聽也得聽”。領導幹部信口開河、空洞説教、言之無文，就像列寧批評的用“一堆無用的垃圾”充塞別人的頭腦。既然要講話，就講點新話，要不就不講。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曾請鄧小平在政協五屆四次會議上致開幕詞，他明確批示：“不致開幕詞”，因為“無話可講”。我們也得這樣，如果要講，就必須講自己的心得和思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學習理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反覆琢磨、精心準備，不怕點燈熬油，不惜搜腸刮肚，真正經過精耕細作，形成深思熟慮，然後再講出來或寫出來。
現在的群眾文化程度比過去高，資訊來源廣、思想觀念新，領導幹部的講話水準也得“水漲船高”。如果懶得理論學習、調查思考、接受新事物，知識面還不如群眾寬，資訊量還不如群眾大，思考問題還不如群眾深，文章和講話怎能讓人心悅誠服？古人講：“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習主席過去在地方工作時，結合工作實踐為《浙江日報》撰寫了230多篇“之江新語”，短則200多字，長不過500字，字字求新，篇篇務實。現在習主席的講話大家都愛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切中時弊、中肯入理、生動活潑！講話為文，思想始終是第一位的。不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拿什麼分析思考？不分析思考，哪有深刻思想？沒有深刻思想，説出來的只能是話語平平，很難讓人聽得入耳提神。這正如習主席所説的：“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準癥結才能對症下藥，源於實踐才能指導實踐。”他還説：“不良文風的總根源，主要在於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改進文風要“大力倡導獨立思考的風氣，創造鼓勵講真話、提倡講新話的寬鬆環境”。
寫文、講話，是領導幹部重要工作方法之一，鄧小平同志曾説：“拿筆桿是實現領導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筆桿子，這個領導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因其重要，我們黨一向重視正文風、純話風，要求説自己的話，説有內涵的話，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空頭政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曾告誡黨內同志，講話寫文章要做到“三不”：“不偷”——張三的就是張三的，李四的就是李四的，不能當抄襲之賊，把人家的著作換上幾個名詞，就説成是自己的；“不裝”——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要講多了；“不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能“內報一支是一支，外報一支是兩支”。7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要記住這些話，防止“偷”“裝”“吹”的變異。文風、話風，歸根到底還是黨風和作風，那種只有嘩眾取寵之意、而無實事求是之心的作風，既不符合深化改革的需要，更有悖強軍興軍的要求，可以説到了該整治的時候了。這就是要堅持以黨的創新理論特別是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真正回到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與根本工作路線上來，自覺踐行“兩來兩去”——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讓文風、話風實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