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對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不僅需要我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要做到尊重歷史、正視歷史，客觀地看待中國數千年來動態的歷史變化過程，並且要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才是歷史的“整體觀”。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這就要求我們，以中國理論分析中國問題，在破解中國問題中發展中國理論。具體而言，應該在歷史的視野中審視中國文化傳統、客觀看待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人民的主體性，既要在橫向比較中把握中國與世界，更要在縱向比較中看待中國自身的歷史與傳統。
從傳統文化到文化傳統
陳先達在《學點哲學》一書中指出，“民族是文化的實體，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沒有民族實體，傳統文化無所依託;沒有傳統文化，民族沒有靈魂。中華民族文化與中華民族是融為一體的。從文化角度看，中華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符號;從民族角度看，中華民族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這啟示我們要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更要以歷史性、整體性的眼光看待中國的文化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從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要在現代化的背景下傳承、接續、再造傳統，就需要對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要把握好這一“創造性”，不僅需要我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要做到尊重歷史、正視歷史，客觀地看待中國數千年來動態的歷史變化過程，並且要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不能超越時代局限性來臧否歷史人物，更不能存在偏見、忽視或者臆測歷史的可能性，這才是歷史的“整體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動態形成的，而這種動態寓于多次民族融合的宏闊歷史進程。在儒家文化“夷夏之變”和“王者無外”思想影響下，中華民族文化呈現出多元一體、包容和諧的特徵，吸收了具有差異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特點，形成了涵養古今、包容中西的文明特徵，顯示出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可以説，在巨大人口體量和廣袤領土的超級大國中，維持領土的完整性、實現國家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確保“超級大國”的統一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功不可沒。
然而，晚清以降，傳統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遭到西方的激烈衝擊。在洋務運動30年之後，甲午海戰一戰戰敗，張之洞等士大夫“中體西用”論的合法性遭到強烈的質疑。之後，康有為等人“立孔教為國教”的設計遭遇失敗，制度化儒學解體，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比以往儒學士大夫更為強有力的治國方案，亦即依靠政黨組織和社會動員實現現代國家的建立(政黨，並不是依附於軍閥政治的議會黨，而是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感，更具嚴密組織紀律的革命政黨領導並建設國家的組織模式)。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産黨極其重視深耕基層、緊密聯繫工人和農民，通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舉措，真正實現了最廣泛、最根本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新中國在1949年10月1日誕生了。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要面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而傳統儒學也面對新的歷史情境的挑戰。
從精英主義到人民主體
如何評價歷史長河中的人物?如何理解個人在社會中的價值?這一問題涉及中國文化傳統中對“個人”和“自我”的看法。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重視的問題。正如陳先達所言，“在風雪交加、獨自一人處於茫茫曠野之時，能夠體會到個人的無能，能體會到哪怕兩個人也比一個人強。而處於社會之中已經享受到集體力量庇護的人，往往片面誇大個人的力量。只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們。只有在‘我們’中的‘我’，才能充分發揮作為個人的‘我’的力量。對這種只知有我不知有我們的教育方法，是把他放逐到社會之外，當他一個人面對大自然時才能體會到社會的力量。人，其實不只是我，而是我們。我是只有在我們中才能存活。我們不應該只會説我，應該學會説‘我們’。”
傳統儒學中重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重視對個人修養和個人道德的完善，道家哲學則重視自我的自由和放達，可以説，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乏對個人價值的重視。但是，在傳統文化中，“個人”和“自我”的價值意義，要在“家國天下”和“名教禮法”的譜係下才能得以彰顯。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皆表示“個人”的定位，要在倫理關係和宗族共同體中才能呈現出意義。近代以後，嚴復首次用“群己權界論”、“自繇”概念來定義個人自由、個人與他人的關係，直至譚嗣同將“衝決羅網”作為打破家庭關係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集中地呈現出舊式家庭中的極端矛盾，“個人”的意義才從傳統家庭關係中得以解脫，個人得以覺醒，“個人”的政治作用開始凸顯。
但是，在陳獨秀、胡適等人對個體認知、個人自由充分提倡後，中國的社會改造依然無法完成。中國新舊文化精英們基於個人學識和社會經驗進行的社會運動和國家改造，當面對軍閥混戰和地方割據時依然一籌莫展。20世紀初的歷史經驗顯示，僅僅依靠新舊文化精英的聯合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組織分佈和資源分配，無法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更無法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中對於個人的認識和理解長期處於“臣民”意識的籠罩下。中國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即是去除“臣民性”，最深入、最廣泛地聯繫群眾，最大程度地進行民主革命，進而重新組織人民、建立現代國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由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革命，正是一場以人民為主體的革命。要完成這項革命任務，必須將從家庭關係中脫離出來的個人，與社會和集體發生橫向聯繫，進而才能完成革命主體的重組，這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偉大真理。
橫向比較與縱向視野
近一百年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政治、經濟秩序的徹底重建。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外來文化，而是已經在文化傳統的動態發展中內向生長成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中，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共同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百年來的歷史進程説明，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産黨不斷汲取新的知識體系，不斷進行自我革新，已經成為承載中華文明復興的最有力的主體。在評價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崛起時，既要堅持橫向比較，與當代的其他發達國家比較，更要重視對自身歷史和傳統的縱向比較。恰如陳先達所説，“縱向比較，就是自我比較。這是一種歷史眼光。資本主義世界從誕生至今已經數百年，它在向外殖民時期積聚和掠奪了世界財富，才造就了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近代經歷了西方列強割地賠款、敲骨吸髓的掠奪，山河破碎，民窮財盡。我們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經過60多年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崛起不是依靠戰爭和海外掠奪，而是完全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和全國人民的力量。中國的崛起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無限發展的前途。應該把橫向比較的結果，放在縱向比較的坐標中思考。縱橫交錯，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歷史眼光，這才是唯物辯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