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價值
自《馬可·波羅遊記》以後，對“中國”的認知就成為歐洲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從那時起，歐洲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通過認識中國來認識世界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與歐洲地處歐亞大陸的兩端，相互對視又長期隔離。歷史上，中國曾長期領先於歐洲，讓歐洲産生了非常大的迷惑。近代以後，歐洲超越並擊敗了中國，中國在歐洲文化視野中的形象完全改觀，從一個“盡善盡美的帝國”變成了“愚昧落後的國家”。直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歐洲又不得不重新與一個不斷崛起的中國打交道。中國再一次成為歐洲認識世界的重要參照物。
一、中國在21世紀重新成為歐洲的文化聚焦
無論是歐洲的媒體還是學術界乃至社會各界，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成為歐洲文化的聚焦。這種情形與歐洲在18世紀中期以前對中國的認知頗為相近：對中國的一切都充滿了興趣與好奇。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領先於歐洲，也因為這樣，不少歐洲人都認為當時的中華帝國制度都是“最完美的政體”，甚至認為在中國已經實現了柏拉圖式的“理想國”。今天，歐洲對中國的認識同樣充滿了好奇同樣是源於經濟發展。
1、從中國方面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便是近年來中國在發展理念上倡導經濟發展新常態，即不再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而是更注重發展的品質，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是，中國現代化開闢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道路，不僅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産生了一種示範效應，而且也讓長期來經濟處於低迷的和備受金融危機困擾的西方發達國家，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希望，甚至是西方後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另一種選擇。另外，但也同樣重要的是，在迅速崛起的同時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內部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國際體系中也力避“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對西方歷史大國崛起進程的超越，也是對中國自己大國成長歷史的超越。
2、從歐洲方面來看，近代以來，歐洲代表者繁榮、富裕，二戰結束以後，歐洲更通過自己的一體化進程，開闢了一條地區和平治理的道路，也為全球治理展示了一種新的範式。但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並沒有因蘇聯的解體而感到更加安全，相反，一方面大國的地緣政治爭奪導致歐洲東部地區地緣碎片化、局勢動蕩化；另一方面，恐怖主義、極端主義也如幽靈一樣在歐洲飄蕩。此外，戰後以來的不斷累積起來的難民危機，也不斷衝擊歐洲並且一定程度上已經演化為歐盟政治危機。而歐洲更大的困境在於，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洲經濟始終沒有走出危機的困擾，歐洲多國甚至旋入嚴重的財政危機以至於政府破産。因此，歐洲似乎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看到了“隧道盡頭的光明”。
3、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核心內容就是通過“互聯互通”來推進亞歐大陸各國的經濟發展。這無疑對歐洲走出金融危機和實現經濟復蘇具有重要意義。“一帶一路”倡議核心是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也需要文化支撐，更需要文化對話。經濟發展不能在文化的隔離和文化的猜忌之中實現，文化多樣化的現實客觀上需要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只有文化對話才能實現民心相通，消除文化猜忌，這樣才能“美美與共”，走向世界大同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中國在21世紀成為歐洲文化的聚焦，同樣，歐洲也處在中國文化的視野之中。相互對視又相互認知並形成共識。
二、歐洲文化鏡像中的中國形象變遷
歐洲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形像是隨著中歐政治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或者説，中歐政治關係是影響歐洲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最重要的變數。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對中國形象的構建大致歷經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冷戰結束後説的十年左右，歐洲文化視野中的中國形象包括：
1、不民主的中國。這種認知，一方面是由於冷戰時期長期的相互隔離及非常有限的交往，以及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導致歐洲對中國存在著刻板認知。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更加強化了原有的刻板認知。 2、不尊重人權的中國。這種認知主要是基於歐洲自己價值中關於人權的普遍性來衡量中國人權狀況的。但問題是，正是由於中歐之間長期缺乏深層次的交往，歐洲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不了解，更不清楚中國人權水準迅速提高的情況，對中國的認知仍然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水準上。此外，歐洲用自己作為後現代性的人權標準來衡量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態，歐洲不清楚當時的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貧困問題，在這種國情之下，中國人權的核心內容無疑使是生存權和發展權。這種衡量標準的差異，導致歐洲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曲解。 3、國際體系的搭便車者。冷戰結束後不就，中國全面融入國際體系，這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從某種角度看，中國的確是全球化體系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來秉承一種內斂式的外交，以至於國際社會包括歐洲都認為中國是不願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是國際體系的搭便車者。但實際上，中國一直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也一直髮揮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角色，在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強權政治、打擊恐怖主義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問題是，歐洲常常是按照歐洲的標準來確定中國的國際責任，而中國無疑使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實力等來確定中國的國際責任的。因此，雙方在這方面的認識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産生這種差距的原因，首先是歐洲對中國認知的意識形態偏見。其次是雙方認知的相互錯覺（mutual misperception），而這種錯覺也是源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意識形態的差異和認知的相互錯覺最終導致認知鴻溝（perception gap）。
第二階段是進入新世紀以後，歐洲文化視野中國的中國形象內容是：
1、崛起的中國。進入新世紀，中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隨後，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並在新世界的第一個四年裏，中國在GDP規模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鋻於此，歐洲、美國對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來時提出質疑，並要求中國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所謂的“中國責任論”是由美國人提出來的，但在歐洲也迅速流行起來。歐洲認為，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崛起的國家，應在調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利益之間發揮重要作用”，並“期待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建設性和負責任的角色”。這實際上是歐洲經濟處於低迷尤其是受金融危機拖累的時候，歐洲對中國的一種期待。
2、充滿威脅的中國。當今世界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始於美國，但若追根溯源的話，這種論調的“原産地”是歐洲。1873年，俄國人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中首次提出“黃禍論”，英國的皮爾遜在他的《民族生活與民族性》一書中又進一步發揮完善，使之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1895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親自構思了一幅《黃禍圖》，讓畫家納克福斯畫成油畫送給俄國沙皇，威廉二世在與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揚“黃禍論”，編造中國等亞洲黃種人聯合進攻歐洲的危險。從此之後，“黃禍論”在西方國家廣泛傳播開來。在21世紀，儘管中國崛起對歐洲充滿了機遇，但“中國威脅論”在歐洲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散佈有關中國的各種問題話語，諸如“傾銷廉價劣質商品”“肆意竊取智慧財産權”“造成歐洲大量失業”、“野心稱霸世界市場”等。著反映出歐洲對中國崛起産生的嚴重不信任的情形。
3、傲慢的中國。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對外行為一改過去的內斂性而表現出更大的主動性；對待國際事務也表現出由沉默的“旁觀者”轉向為積極的“發言者”。這種情形被西方視為“中國式傲慢”，一些歐洲媒體甚至撰文指責“中國政府充滿著近乎傲慢的自信”，並認為西方希望中國經濟的日趨繁榮能夠導致其政治自由化，但情況卻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控制而不斷增強的信心使中國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麻煩製造者”。歐洲一些學者甚至拿印度與中國相比，認為印度雖然還沒有中國的實力，但它與歐洲一樣擁有寬容的傳統，而寬容是“世界領袖”的必備的精神。所以，他們認為印度更有資格成為未來的“世界領袖”。顯然，這種看法無非是因為印度是選舉式民主，而中國卻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推進中國式民主。
4、統治世界的中國。“中國統治論”是英國記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提出來的，他有一本書的書名就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本書是在稱讚中國，但實際上這本書的內容側重於中國威脅來自於中國的文明。馬丁·雅克指出，一方面中國的陸地規模大、人口多、種族的同質性以及中華文明強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國具有重新定義現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從霸權的性質來看，英國曾經是海上霸權，美國是空中和經濟霸權，而中國是文化霸權，因此，中國的威脅體現在文化層面。當然，也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文化霸權能否實現，取決於中國的價值能否消解與西方價值的矛盾。歐洲對中國産生上述認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歐洲成為“沒落的貴族”，這種情形構成了國際權力轉移的內容之一，而歐洲尚未調整自己來正視這種客觀現實。當然，歐洲也希望借助於中國來助推歐洲的經濟發展，但在中歐實力變化的現實面前歐洲又擔心被中國“博物館化”。另外，“歐洲中心主義”也導致歐洲認識中國始終缺乏應有的客觀立場。
三、中歐文化對話構建價值認同
應當承認，儘管歐洲已經進入“後現代社會，但它跟中國一樣需要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因此，中歐之間需要通過文化對話來構築雙方的價值共識。冷戰結束以來，中歐之間的文化對話實際上始終在進行，而且經過20多年的對話與交流，雙方至少形成了一下價值共識：
1、和平與安全的價值。中國一直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平與安全是中國外交最重要的價值目標。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戰略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致力於世界的和平，維護世界和平始終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以後，非傳統安全凸顯，尤其是恐怖主義不僅危害中國安全，也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威脅，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面臨的最大風險也是恐怖主義，而通過“一帶一路”推進經濟發展，也是治理恐怖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歐洲對戰爭更是充滿了恐懼與厭惡，歐洲一體化的目標就是追求“更加統一，更加多樣化”。“更加統一”反映的是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開放性，“更加多樣化”則體現了歐洲一體化的文化包容性。因此，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開放性就構成了歐洲和平主義價值理念的基本內容。此外，“9·11”事件以來，歐洲也頻繁受到恐怖襲擊，歐洲的安全不僅要努力避免戰爭，而且還要寄希望於對恐怖主義的根治。因此，和平與安全是中國在文化對話中形成的重要價值共識。
2、合作與共贏的價值。和平與安全的前提是合作，沒有合作就沒有和平與安全。合作是中國對外戰略的基本取向。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強調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尋找到自己的現代化之路並迅速崛起的以後，中國又希望為世界經濟貢獻更大的力量。這就是通過合作來實現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以促進和平發展、和諧進步。所謂的歐洲新文化理念就是和平、合作、共同體，而“合作”居於其中。1951年建立的煤鋼共同體、1957年建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標誌著歐洲內部的合作走上了制度化進程；1965年，歐洲共同體誕生，1993年正是更名為歐洲聯盟，2007年，歐盟成員國達到27國。這意味著歐洲內部合作達到了頂峰。然而，歐洲的發展不僅需要內部合作，也需要與外部尤其是與中國的合作。中歐合作的機制共識，從歐洲方面來看，主要是基於這樣的事實：其一，金融危機使歐洲真正成為“沒落的貴族”，甚至陷入“後現代”的貧困狀態，而中國經濟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引擎。其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早期項目已經為歐洲經濟注入了活力，因此，中國與中東歐的“16+1合作”機制非常順暢。其三，在歐洲一體化遭遇困境、全球化震蕩的今天，中國堅持推進新型全球化進程，這為歐盟的改革提供了一種想像的空間。
3、責任與治理。國際社會最關係的問題是，中國崛起是否要顛覆既有的國際秩序，是否會與守成的主導國（歐盟核心國家一定程度上也是守成國）發生衝突，簡而言之，崛起的中國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些問題直接涉及中國的國際責任和中國對全球治理的態度。中國一直被認為是國際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無疑要維護既有的國際體系，但中國不是純粹的一個參與者，而且還是一個積極的建設者。尤其是通過“一帶一路”深化互利共贏格局，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而這一點中國與歐盟的目標是一致的，歐盟在地區治理上提供了一種典範，也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經驗。
最後，我歸納一下我的觀點：1、中國是歐洲認識世界最重要的參照物，中國的迅速發展和歐洲當前的困境，使歐洲希望中國給歐洲乃至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動力。2、歐洲文化中的中國受歐洲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與中國的自形象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構塑的是一個“歐洲意象中的中國”。3、文化對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意識形態的偏見。冷戰結束以來，中歐之間的文化對話雖然並不順暢但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在文化對話中中歐之間形成了不少價值共識，從而有利於推進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