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靈君 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教授
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就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當時的人口數量，如今已超過十三億。作者注）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1977年10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瑞典客人時也指出：“只有改變落後狀況，才能對人類做出比較多的貢獻，那時候大家才會真正相信中國是可以的。”此後，中國共産黨人一直沿著“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貢獻”的目標努力奮鬥。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一個“偉大復興”前夜，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Angel Gurria在給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所著的《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的序言中評價中國：“當他們（歷史學家）進一步放開歷史視野時，他們將看到那不是一個崛起，而是一個復興。”今天的中國無論面臨多少問題、多少挑戰，如果把它放置於整個世界舞臺上進行比較，用大歷史觀進行審視，可以毫不謙虛地説，中國是成功國家治理的典範。這個成功國家治理的背後，是中國共産黨。
2014年3月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習近平同志在柏林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方案”。此後，習近平同志多次提出中國願意為全球治理貢獻智慧。2016年7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表示：“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共産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方案”一詞一經提出，立即在海內外引發廣泛熱議，它表明中國共産黨已經超越了“中國模式”的認知，能夠而且願意為世界各國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能夠而且願意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繁榮做出更大貢獻，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歸屬——為人類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實現“共贏多贏”。
大黨治理大國，有人使用了這樣的比喻：中國共産黨治理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無限責任公司”，能夠成功治理這個全球最大的“無限責任公司”的方案，一定能對治理世界任何一家“有限責任公司”有借鑒價值。這些基本經驗有：
一個有理想的執政黨，必須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人民的命運關聯在一起，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自覺承載國家和民族賦予的歷史使命，實現歷史使命與理想信念的有機統一。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必須克服官僚主義，時刻回應民眾的基本訴求，與民眾在一起，形成命運共同體、行動共同體的同心圓關係。
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大國，要迅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執政黨不僅要善於執政，提高執政效率，更要善於領導國家，匯聚各方面資源，有效克服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體制機制和人為的障礙，建立並完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
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應該在本國土壤當中“長”出來，不能簡單從國外“抄”回來。長出來的有生命力，抄出來的沒有生命力。一個國家無論選擇什麼樣的政黨制度，但必須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前提，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前提，把實現“眾意”與實現“公意”統一起來。
任何一個執政黨不能不把發展經濟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執政源泉，但是經濟增長並不一定帶來執政黨認同，世界上有許多執政黨的光芒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刻戛然而止，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因此，一個有作為的執政黨必須既重視“做大蛋糕”，也重視“分好蛋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讓全體人民共同享受發展帶來的物質福利與精神愉悅。
國家越大，治理的難度就越大，大國治理需要一大批實幹型幹部實心實政。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要善於發現優秀的政治人才，並把這些政治人才輸送到各種崗位上磨滾打爬，積澱豐富的執政經驗，才能更好地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因此，既要用選舉的方式，也要用選拔的辦法把一些好幹部培養出來，挑選出來，使用起來，管理起來，更好實現治國理政目標。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要善於治理好一個迅速變化的基層社會，從外部為基層社會植入核心價值觀，發揮家庭、社會組織、宗教、網路等力量有效參與、協同共治，但前提是黨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有戰鬥力、凝聚力、創造力的基層組織，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再組織化。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在自身建設上不可避免會沾上各種細菌、病菌，甚至會産生執政“疲勞”、人民的“審美疲倦”。通過持之以恒管黨治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增強先進性、純潔性，用“自身硬”去打國家和社會治理這塊“硬的鐵”。
大家好才是真正好。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必須時刻觀國際大勢，謀國內大事，堅持各國間彼此互為權利與義務，運用大國能量努力構建與各國平等、開放、合作、共贏的夥伴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得到更好發展的同時，推進本國繁榮與發展。
這些方案要真正變成現實，必須依賴一個基本前提：擁有持久強大的國家領導力。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這個“前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