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國刑法在實際執行中存在著“死刑偏重”的問題，因而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項死刑罪名，也符合逐步減少死刑的大趨勢。但減少死刑不等於降低法律的威嚴和門檻，法律的生命力就在於能根據社會的發展需要和現實情況，隨時作出調整。眼下，醉酒駕車、飆車、惡意欠薪等行為發生幾率越來越大，其社會危害性也呈現出逐漸擴大之勢。法律對此坐視不管，實際上就是一種間接的縱容。在這種背景下，將醉駕、飆車等危險駕駛行為，拒付報酬、惡意拖欠工資等正式入罪，既是時代之需，也是法律保護民生的應有之義。【詳細】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表示，對醉酒駕駛者追究刑責應慎重，不能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應與行政處罰注意銜接。
張軍的這番講話本無可指責，但被媒體簡化為“醉駕不一定入刑”之後，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專業人士的批評多集中在張軍講話的時機上：一個新法剛開始實施，其效應正在顯現的時候，你就出來喊擔心；就算你説的是真理，多少也有些不合時宜。而更多的人認為，張軍講話將本來確定無疑的醉駕入刑規定講暈了，甚至有人懷疑張軍是在為某個或某幾個特殊利益集團做代言！
這裡我們不想對社會輿論的是非作評論，因為社會輿論的一大特點就是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因為簡單所以傳播越快影響就大；因為簡單又快捷,所以常常失真。
作為學者,我們的任務常常是要將簡單問題複雜化；而這樣做,並非期望將事態複雜化,而只是希望還事物以本來面目。【詳細】
像第13條但書這件事，本來就沒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站出來説話，辦案法官自己就應當有這個擔當。但我們長期以來養成的一遇疑難問題就向上請示彙報的司法惰性，扼殺了第一線法官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致使我們的刑事司法走入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我認為，首先，除了最高法院系統內要加強自上而下的溝通，還得同公安部、最高檢加強橫向溝通，把一些執法中的疑難問題儘快明確，如醉駕的標準如何把握，是否繼續沿用行政處罰的醉酒檢測標準，還是説可以適當提高，因為從有關資料來看，我國的醉駕標準較之美國、日本等國，確實偏低。
其次，面對新生事物，我想我們的司法機關還是要有適當的克制，而不要一味從嚴。這方面，一是要在強制措施方面加以克制，我主張對醉駕這類危險駕駛者審前儘量不要羈押，採取取保候審即可，因為他畢竟不是殺人犯、恐怖分子等重大惡性犯罪。二是量刑也不要動輒頂格，像高曉松一案，初犯就判了頂格6個月，再犯怎麼判？【詳細】
法律既是武器，也是底線。柏拉圖説法律是“金繩索”，他説，“每個活著的人都受著自己感情的支配，感情是善德和邪惡交匯點。但在牽引我們行動的所有動力中，惟有法律是金質的、神聖的”。而5月1日的淩晨一到，這一抽象的法條、罪名立即成為司法者手中的利劍，成為醉駕者的夢魘，也成為諸多公眾的醒酒湯、戒酒藥。我相信，我們一直走在前進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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