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嚴展宇
2月11日，美國總統拜登在TikTok（抖音海外版）平臺首次亮相，24小時內連發四條短視頻造勢大選，一時間網民趨之若鶩，首日便獲得逾600萬瀏覽量。然而，就在1月31日，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還在美國國會遭受“反華議員”湯姆•科頓的不公正質詢，大肆渲染恐慌情緒。短短十余日，美國政壇便上演了一齣教科書式的雙重標準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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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客在社交媒體上與選民互動，影響民意引導輿論，這本非新鮮事。比如奧巴馬就曾在2008年總統大選中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平臺造勢，不僅獲得了大量年輕選民線上與線下的支援，還借此募集到了約5億美元的競選資金，佔總額的七成以上。自此之後，在社交媒體上“表演”便成了美國大選中的保留節目。
如果説臉書（Facebook）是奧巴馬時代的“舞臺”，那麼坐擁龐大用戶群的TikTok則大有後來居上、快速趕超之勢。根據統計，TikTok在美國的月活躍用戶已達1.7億，並且深受年輕人喜歡。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底發佈的數據顯示，美國18至29歲的人群中，約有三分之一在TikTok上獲取新聞，達歷史之最。可以説，TikTok已經成為強大的助選工具。在這次美國大選中，誰能夠在TikTok上獲得更高的曝光率、傳播更多的正面新聞、吸引更多的支援者，誰就能在輿論場上更佔據優勢。
按照這個邏輯，TikTok應成為美國政客的“座上賓”。但是，美國政府卻對TikTok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原因在於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是中國企業，而隨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逐年升溫，美國先入為主對TikTok進行有罪推定，大打隱私保護和國家安全牌，污衊TikTok與中國政府存在“不正當關聯”。早在2020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曾試圖全面禁止TikTok，但一系列法院判決阻止了該禁令生效。2022年拜登也曾簽署法案，禁止美國聯邦政府近400萬員工在其機構擁有的設備上使用TikTok，但出於執法、國家安全和安全研究目的等有限例外情況除外。此外，拜登政府還授意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審查TikTok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國會“反華議員”甚至借聽證會之機，對TikTok首席執行官周受資進行“麥卡錫式提問”，妄圖混淆視聽。可以説，美國對TikTok的打壓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獵巫行動”。
美國對TikTok的態度一直是“愛恨交織”。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貿易戰、科技戰、認知戰等對華混合遏制手段層出不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作為有中國背景的社交媒體公司，TikTok自然首當其衝。而另一方面，作為政治資訊傳播的有效工具，TikTok的影響力又不可忽視。不僅美國政府公開拉攏TikTok網紅，幫助其傳播公共服務資訊，兩黨也試圖借此擴大影響力。比如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曾與TikTok的網紅合作，推廣他們的競選資訊。特別是TikTok的活躍用戶大部分是民主黨的潛在票倉，民主黨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優先事項”（Priorities USA）曾與網紅達成交易，通過分享拜登的成功故事來鼓勵投票，而這次拜登親自上陣，更顯示出民主黨的重視程度。
不難發現，在美國政客心中，TikTok實際無好壞之分、善惡之別，自身的利益得失才是最終的判斷標準。當涉及美國霸權利益，TikTok便被視為中國對美國的“認知操縱工具”，是對隱私保護、敏感數據與兒童安全的威脅，是阻礙美國護持其全球霸權的絆腳石。而一旦牽扯政客自身利益，TikTok便是“能夠在安全敏感性和‘繼續向全世界展示和描繪國家整體形象’中取得微妙平衡”的“言論自由保障制度”。
美國式的雙重標準並不難理解，它始終服務於狹隘的個體利益。在國際關係中表現為美國利益優先，在國內政治中體現為黨派利益至上，而在黨派內部則是極致的個人利己主義。美國所要擔心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是民主的濫用，是冒險和征服的性情，是對自身力量過度自驕，是一種年輕國家的衝動。現如今，在狹隘的利益誘使下，“年輕國家的衝動”愈發成為引發混亂、妨害公平、掩蓋真相的破壞性力量。
編審：蔣新宇 高霈寧 蔡曉娟
注：本文由中國網際網路發展基金會中國正能量網路傳播專項基金資助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