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評論員 樂水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共同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並作出“確認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間的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承諾。然而時隔半個世紀之後，日本政府卻在一步步踐踏當年的和平承諾，在擴軍備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2月23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決定將2023財年的防衛預算大幅提升26%至6.8萬億日元。其中，用於採購遠端攻擊性導彈的預算增長最為顯著，高達1.4萬億日元。其實，日本這一擴軍動作在數日前已有先兆。12月16日，日本政府就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將大力發展“反擊能力”，並在未來5年將防衛費總額增至43萬億日元，達到GDP的2%。此舉意味著日本多年來所遵循的“專守防衛”原則發生了重大轉變。
日本自二戰戰敗之後施行了以放棄宣戰權著稱的“和平憲法”。在“和平憲法”的約束下，日本防務力量一向以“專守防衛”為原則，所裝備的導彈射程不超過200公里。然而，近來日本的防務政策卻呈現出“轉守為攻”的跡象。今年8月，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政府正考慮部署1000多枚遠端巡航導彈，以“覆蓋朝鮮和中國沿海地區”，並準備研發射程達3000公里的新型導彈。此外，日本政府還計劃向美國購買500枚“戰斧”巡航導彈。這些武器裝備已經明顯超出了近海防禦的作戰需要。
伴隨著日本咄咄逼人的擴軍計劃，“中國威脅論”的雜音也甚囂塵上。在上述三份安保文件中，中國被日本政府明確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自民黨高官近日在竄訪中國台灣地區時甚至妄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意欲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攪動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日本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所確認的。可如今，日本卻將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視為“戰略挑戰”，並且不惜以武力相威脅，其食言而肥的面目在世人面前展現得一覽無余。其實，日本刻意渲染“中國威脅論”只是為其突破“和平憲法”製造藉口，為擴軍備武鋪平道路。而且，日本的這一伎倆在歷史上已屢有先例。
1880年，時任日本參議院議長山縣友朋在給睦仁天皇的奏折《近鄰邦兵備略表》中就大加宣揚“清國威脅論”，稱清朝的洋務運動將使中國在數年後“稱霸於世界”，並敦促日本擴充海陸軍，加緊備戰。在“清國威脅論”的鼓噪下，日本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擊敗北洋水師，並迫使清廷割讓台灣和賠償2億兩白銀。
日本在20世紀初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後奪取了在中國東北的權益。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政客認為中國在東北興建的鐵路、港口影響到了他們的獨佔權益，於是開始大肆鼓吹“滿蒙危機論”，聲稱日本的生命線受到威脅。而日本政客炮製“滿蒙危機論”的實際目的則是鼓動日本國內的反華情緒，為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做輿論準備。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的相似。此次，日本再次搬出“中國威脅論”，不過是為了掩飾其長期以來的重新軍事化野心。二戰後，日本右翼分子不遺餘力地掏空“和平憲法”，企圖讓日本走上重新武裝的道路。從1954年日本成立自衛隊，到1992年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再到2014年安倍政府在內閣中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案，日本的變相軍事化進程已經持續推進了近70年。在今年7月份的日本參議院選舉後，支援修憲的政黨議席數已超過2/3，滿足了修憲的必要條件。因此，“和平憲法”這最後一道防線也岌岌可危。如今，日本正站在重新軍事化的門檻上，而其大肆炒作“中國威脅論”的真實動機昭然若揭。
日本政府不顧國民生計，藉口“中國威脅論”擴充軍備的舉動在其國內也招致普遍反對。共同社的調查結果顯示，53.6%的日本國民反對增加防衛費。日本“新聞通訊調查會”經過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者反對日本派自衛隊與美軍聯手介入臺海局勢。《朝日新聞》在12月24日的社論中憂心忡忡地表示，在當前通貨膨脹與日元貶值的疊加影響下，日本政府不顧自身財力強行增加防衛預算，恐將引發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給亞洲國家和本國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但是日本右翼分子不僅從未對自身犯下的罪行進行徹底反省，反而千方百計地為軍國主義招魂復辟。以史為鑒，才能面向未來。如果日本政府不認真吸取歷史教訓，又如何能夠取信于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鄰國？今天，亞洲的安全局勢正面臨著二戰後最嚴峻的挑戰，希望日本政府停止炒作“中國威脅論”，在擴軍備武的錯誤道路上懸崖勒馬，以免重蹈軍國主義的歷史覆轍。（責任編輯：華章 宇馨 原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