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察哈爾學會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共同主辦的察哈爾圓桌：通往開放經濟體系的“一帶一路”，于201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舉辦。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學者，以及來自國內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建設參與者和記者30余人參加了此次會議。
此次會議圍繞著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副教授趙可金的新作《“一帶一路”：從願景到行動》為藍本，以通往開放經濟體系的“一帶一路”為主題，展開討論。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副教授趙可金老師説，他從2009年開始思考中國的戰略機遇期的問題，也就開始關注“絲綢之路”的問題。在趙可金老師看來，中國各級政府是以實踐為指導的，更加關注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多年以來“摸著石頭過河”是各級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式，但是現在由於各地方的聯繫加強、中國與世界的同步，“頂層設計”應該更引起我們的重視。趙可金老師還説，以往的發展理論只解釋了強者如何發展，即西方的理論；或者弱者如何發展，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但是強者與弱者如何共同發展則沒有明確答案。他認為，“一帶一路”正是連結兩者的橋梁，最終形成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
察哈爾學會學術秘書長兼高級研究員柯銀斌説，“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理論支援。他也為趙可金老師提了三個問題：第一，行動哲學和復興哲學是不是哲學？第二，“一帶一路”是倡議還是戰略？第三，“一帶一路”是人類社會的共同事業，但中國學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中國立場和中國特色，如何改進這種狀況？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鐘新説，一帶一路實施難度很大，一方面在於我們對沿線國家的了解很少，另一方面也在於我們以往根本沒有興趣了解他們。甚至我們對關係很好的巴基斯坦都了解很少。因此，她認為我們更應該注意媒體的作用，把模糊的東西具體化。 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張勝軍説，現在中國在介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時，進入了中心地帶與邊緣地帶之間的區域，這也是最有活力的區域。“一帶一路”成功與否不取決於環境，而取決於行為體，取決於行為體內在的動能。對於中國來説，再好的環境不如國內産業大軍源源不斷的輸出。
學會高級研究員余萬里説，“一帶一路”的實踐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現在已經到了開始考慮一帶一路的相關理論的時候了。為了建立這種理論，我們不僅需要研究政府、研究企業，還需要研究我們外國的合作夥伴。雖然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並不想前兩年那麼好，但是在全球經濟形勢普遍不好的情況下，我國的競爭優勢可以凸顯。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南韓東亞和平研究會會長金相淳説，一帶一路要想做好需要解決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信任問題，需要外國合作夥伴信任中國；其次是利益問題，外國的合作夥伴有利可圖才會參與其中；最後是權力問題，只有合作夥伴認為參與其中時，自己的話語權擴大了，他們才會參加。從現在來看，中國在這幾個方面做的不錯。但是，他希望中國可以淡化中國特色，而著重強調一帶一路的國際公共産品屬性。
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兼總編輯黃友義最後做特別評論。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是保持經濟活力的需要，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在推進過程中，我們需要協調中央各部委利益、官方與民間的利益和各地方之間的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 一帶一路”會衝擊世界格局，這也就需要我們換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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