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一起修壁畫是怎樣的體驗
李雲鶴和李曉洋,祖孫倆的人生軌跡有一種神奇的呼應。
1956年,24歲的李雲鶴還在山東老家,剛從學校畢業,響應國家號召去西北。本來目的地是新疆,因為想順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記者注:當時為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歲的李曉洋從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室內設計專業畢業,本來還想在國外再待兩年,但護照到期,得回國換護照。這一回,再也沒走。“像一種安排,讓我走上了這條路。”
現在,李曉洋和爺爺、叔叔都在一線修復壁畫,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們在爺爺奶奶家吃飯,飯桌上就聊壁畫修復,‘唉,前兩天那個壁畫那個部位是怎麼弄的’,然後全家開始討論。有時吃完飯散步,爺爺就一邊走一邊給我講。”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爺爺是會發火的人。”李曉洋説,從小到大,爺爺從來沒在生活上説過自己一句;而在工作第一年,爺爺第一次訓了他。
2011年12月,李雲鶴帶隊的甘谷大像山修復組因為天氣寒冷暫時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不允許浪費時間,老人就給新人培訓怎麼做石膏翻模,李曉洋也在其中。第二年3月,工程復工,需要石膏翻模,結果幾個年輕人全忘了。“爺爺挨個兒批評,‘怎麼這麼不用心!’一邊批評,一邊現場又教了一遍。”
其實,李雲鶴特別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直到現在,老人仍然戴上頭盔和手套,跟年輕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腳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輕人都管他叫“爺爺”,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聽都很驚訝,“李老師,你怎麼這麼多孫子啊”。
李雲鶴經常給孩子們講一個故事: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自己剛來敦煌不久,院裏請來一位捷克專家做指導,但這位專家每天要曬日光浴,覺得敦煌條件太艱苦,沒待多久就走了。李雲鶴特別遺憾,只好揣摩捷克專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創新適合莫高窟壁畫的修復方法。
在上世紀60年代,李雲鶴修復了敦煌莫高窟161窟,此後他每年都要去那個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復壁畫過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藝能保持多久——時間證明,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沒有任何問題。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輕人佔到三分之一。年輕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機會,院里長期和日本、英國、美國等國的研究機構合作與交流。年輕人的觀念也更加開放,常會主動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藝。但李曉洋深知:做文物修復,不是創作,是保留,創新也要在“守舊”的基礎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絕對不能用鋼釘”。
曾有人建議他們用3D列印,比如佛像的胳膊斷了,可以3D列印一個,肯定比人手操作精準,但最終修復師們沒這麼幹。李曉洋説:“這一次的確是復原了,但會對後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礙。創新的材料和工藝,可以在做複製品時嘗試,對文物本體的修復,我們還是堅持用傳統工藝。”
修復前後的照片對比,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作為一個資深跟班,李曉洋清楚地記得,1998年的夏天,爺爺在甘肅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復原修復工程,放暑假的他就跟著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別大,成年人站到跟前還沒佛像一個耳朵大”。李曉洋跟著爺爺吃住都在工地,條件十分艱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懸崖下,颳風漏風,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點離市區相當遠,水電都費事,有的地方還要搭帳篷。尤其是新疆克孜爾石窟,爺爺去修的時候,連一棵樹都看不見。”李曉洋説,現在條件好多了,但修壁畫仍然是個苦活兒:修墓室壁畫,陰冷,地面能滲出水,好多人關節疼;在高原地區修壁畫,一修幾年,留下高原後遺症;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修復現場也是塵土飛揚,“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蓮花座下的坤門,那麼大一個泥塊,一個人搬起來都費勁,打磨後,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陽北嶽廟是李曉洋真正開始修復壁畫的地方。2012年8月剛來時,廟中德寧之殿墻上的壁畫幾乎完全被浮塵遮蓋,“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畫”。修復團隊搭了四層高的架子,開工——他們的對手有粉塵、蝙蝠糞、破碎的磚,還有悶熱的天氣。“每天就在架子上待著,一坐一天,越高越熱,沒有一絲風,下班回去,衣服脫下來能擰出水。下雨更糟糕,進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見熱氣蒸騰。”
修復完成後,北嶽廟的一個工作人員激動地對李曉洋説:“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清楚的畫面!”
而對李曉洋來説,工作最快樂的時刻,就是做修復對比的時候。修之前,拍個照,修完後,同角度再拍個照,“兩張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種震撼,讓你覺得值,沒白幹!”
李曉洋説:“我能修壁畫,我很幸運。我能有幸看到、觸摸到幾千年傳承的藝術品,更要沉下心,拾起這門手藝。”
“什麼是工匠,就是時間。”這個道理,李雲鶴懂,李曉洋也開始了自己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