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西安永不消失的魅力。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並不意味著西安在古老亞歐文明體系的認同度、知名度和美譽度的下降，當代西安仍是與羅馬齊名的國際性文化都市。堪稱天然歷史博物館的西安擁有厚重的中華文化和絲路文化遺産，在國內外擁有廣泛影響力。西安作為中國文化符號的形象，烙印在絲路沿線不同地域族群的記憶之中。
相較于政治中心北京、經濟中心上海，西安最大的優勢在於其深厚的文化資源。強化西安作為中國文化高地的地位，能夠進一步優化中國地緣格局，促進區域均衡發展。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為西安發揮文化科教優勢、打造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重現國際化大都市氣象，提供了絕佳契機。
作為古代絲綢之路起點、策源地和重要載體，古都西安見證了絲綢之路的開通、發展到繁榮、鼎盛，體現了不同文明的互學互鑒、不同族群的共生共贏、不同宗教和諧共處的絲路精神。作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西安和絲綢之路一起經歷了輝煌，走過了低谷，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遺産和歷史經驗，這份遺産和經驗將會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宏偉藍圖中鐫刻歷史、關照現實、啟示未來、再現輝煌。
重塑文化核心區是西安復興的必由路徑
西安是中華文化核心區，絲路文明交往經驗和絲路文化遺産是西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文化是西安的核心競爭力，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激活西安厚重的中華文化遺産和絲路文化遺産，重塑西安作為中華文化和絲路文化核心區的地位，是西安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和國際化大都市的重要路徑。
西安與絲綢之路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作為中華文化核心資源區，周秦漢唐古都西安是中國第一大古都、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也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推動者、見證者和歐亞大陸多元文化匯聚融新的中心，擁有厚重的絲路文化遺産和絲路文明交往經驗，在歐亞大陸文明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西元前10世紀，周穆王出鎬京（今西安長安區）西遊，推動了中原與西域間玉石之路的發展。西元前7世紀，秦穆公征服西北戎狄遊牧族群，“秦”的聲名就隨著戎狄的西遷而傳播域外，“秦”的音譯（China）詞彙逐漸成為印歐語系眾多語言對中國的指稱。
西元前3世紀，秦帝國完成了統一中原的偉業，開闢了以咸陽為中心的交通網路，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西安臨潼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兵馬俑、青銅車馬和青銅禽鳥等器物類型與鑄造工藝空前絕後，包含希臘文明和波斯文明元素，表明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豐富了中華文明。
西元前2世紀，西漢王朝派遣張騫從長安出使西域，正式開闢了橫貫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漢長安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與絲路西方羅馬城並列為歐亞大陸上最繁榮的國際化大都市。葡萄、天馬、幻術、樂舞等域外物種和文化的傳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漢長安城的飲食結構、宮苑景觀和娛樂方式，見證了東西方絲路文化交流的繁榮。
西元6至9世紀，隋唐王朝興盛為絲綢之路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唐長安開放包容，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唐長安城內各族群和平共處，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宗教交相輝映。長安因而成為當時世界先進文化和價值觀的匯聚地和輸出地，通過絲綢之路引領著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唐長安一面通過絲路吸收了外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面又通過絲路向外傳播中華文化，推動了東亞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唐長安城的規劃和建築成為南韓古都慶州城、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的模板，而當代慶州和奈良、京都的歷史城區都入列了世界文化遺産。
宋元以來，隨著中原王朝政治中心東移，西安降格為地方城市，陸上絲綢之路相對衰落，海上絲綢之路成為歐亞大陸東西方貿易的主要通道。隨著海上新航路的開闢，歐洲人主導了海權時代和世界的近代化進程，西安日益成為遠離東西方貿易大通道的內陸城市。
來源：觀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