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建議
“一帶一路”是國家的頂層戰略和全球戰略，而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是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兩者不宜相提並論、等量齊觀
“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重大長遠的全球戰略，根基在於國內的發展，重點在於國際合作，是與數十個國家直接有關的國際區域合作倡議，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則是解決國內特定區域開發問題的制度性安排。因此，“一帶一路”是更為頂層的和管總的戰略，它必然是一個“國家戰略”，而不是“區域戰略”。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不宜與“一帶一路”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當然，由於“一帶一路”涉及到的設施互聯互通，特別是國際海陸運輸大通道建設具有具體的空間指向和空間範圍，因而“一帶一路”建設又具有顯著的區域影響。但不能因為有區域影響就稱其為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否則，有悖于“一帶一路”的戰略地位和作用，也容易引起沿線參與國家的疑慮。雖然長江經濟帶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也被稱為國家戰略，但它們只是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建設戰略的實施必須服從“一帶一路”戰略的頂層設計，併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必要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與國內區域發展策略有機銜接
圍繞“一帶一路”陸上六大經濟走廊建設和海上重大戰略通道及支點建設，未來國內區域發展戰略應更加重視國內區域與國際區域的有機銜接。應充分發揮貫通南北方、橫跨東中西、連接國內外的重要軸帶在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中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在“一帶一路”建設總體框架下，我國西南地區通過珠江-西江經濟帶，充分利用中國-東盟合作平臺和中國-中南半島國際經濟走廊建設，深化珠三角與北部灣和西南地區的合作，使廣東、廣西成為我國面向東南亞地區開放的核心區，雲南成為面向南亞開放的橋頭堡，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機銜接的重要門戶。我國西北地區則通過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國際大通道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將西北地區的發展與向西開放緊密結合，加強西北地區發展與中亞五國及巴基斯坦等地區的發展需求及發展戰略的對接，提升西北地區的對外開放水準。我國東北三省和內蒙古則通過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通過加強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和蒙古國的全方位合作，為東北地區和內蒙古的發展創造新的動力。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長期是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通過加強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特別是東盟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為合作平臺，深化與東盟的全方位合作，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準和國際競爭力。
提升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城市群的國際競爭力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工作
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的同時，要更加重視沿海發達地區轉型升級，進一步完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內容。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不能代表全部的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在當前國際經濟增長乏力、市場增長空間有限和國內生産要素成本上升的雙重壓力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部分沿海地區進入産業升級和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國家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中給予特別關注。尤其是以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城市群及其所直接影響的經濟區域來構建應對全球競爭的國家競爭力，應成為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三角和環渤海城市群已體現在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建設兩大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雖然《願望與行動》中提出珠三角地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但尚未成為國家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是“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要衝，是對接東南亞、南亞、中東、歐洲等“一帶一路”國家的必經之地，也是國家經略南海最重要的戰略支點。因此，應儘快將以珠三角為核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升為國家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推動珠三角加快建設世界級城市群，提升國家整體國際競爭力。
採用行政區與類型區相結合，研究制定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比“四大板塊”更加精細化的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框架指導下，在“四大板塊”的基礎上細化政策制定單元，建立目標導向為主導並與問題導向相融合的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為總體目標，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儘快調整和細化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開展問題區域的精準識別，建議以縣級行政區作為基本單元劃分區域政策類型區，根據不同類型區制定相應的財政、金融、土地、人口、資源環境等政策。梳理已經批復的各種各樣的“國家戰略”，確定真正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各種類型區，在“一帶一路”建設框架和更加精細化的類型區的基礎上構建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強化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整體性和政策針對性。（作者：劉慧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 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