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和抗戰勝利後我軍兩次醞釀實行軍銜制度
許多人都知道，我軍的軍銜制是建國後的産物。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戰爭年代我軍曾兩次醞釀在全軍實行軍銜制度，只是因為受當時戰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這一願望未能實現。
抗日戰爭初期，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1937年8月1日《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就指出，我軍將“採用官階制度”。這個“官階”，就是軍銜。1939年4月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制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幹部之等級（三等九級制）”。同年5月30日，八路軍總司令部頒發了《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訓令指出，“等級制度的作用，在於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係，因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鬥力。”
這次擬議的軍銜等級，是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銜級設置的，為6等16級：上將、中將、少將；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訓令發佈後，八路軍領導機關和部分正規部隊曾進行了評銜活動，東北抗日聯軍也做了實施軍銜的準備工作。但當時除了駐蔣管區“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而授了銜之外，整個部隊由於“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一時難以授銜。特別是1941年和1942年的兩年間，是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階段，授銜工作不可能繼續進行。194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指示，停止了這次軍銜制度的實施。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共兩黨于1945年10月10日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簽訂了“停戰協定”。1946年1月31日，由國共兩黨、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決議”，國民黨接受了我黨和平建國基本方針。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關於軍隊整編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指出：“我黨軍事幹部應該請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銜，以便將來在國防部佔有一定地位”，“由國家按級一律待遇”。因此，黨中央決定“我軍各級幹部即須實行將校尉的正規制度”。
“雙十協定”
《關於軍隊整編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下達後，在我軍部分機關和部隊幹部中，即開始評定軍銜等級。這次擬定的軍銜等級，與1939年那次基本一樣，也是6等16級，除將新兵改為二等兵外，其他各銜級設置和銜稱均未變。
1946年3月7日，新四軍、山東軍區政治部發出《軍隊官兵階級説明與規定》，對新四軍官兵階級（軍銜）作了明確規定：
新四軍軍長、政委為上將，副軍長、副政委為上將與中將，參謀長為中將；
師長、師政委，軍區司令員、政委為少將，副職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為上校；
團長、團政委為上校，副職及參謀長為中校；
營長、教導員為少校，副職為上尉，特種兵提高一級；
連長、指導員為上尉，副職及資深的排長為中尉；
排長為少尉；
司務長為准尉；
副排長為上士，班長為中士，副班長為下士；
戰鬥小組長、司號員、衛生員為上等兵，老戰士為一等兵，新戰士為二等兵。
我軍這次評銜工作剛剛開展不久，蔣介石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此項工作只得停止。
我軍1955年首次實行軍銜制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有了政治上和物質上的堅實基礎，經過幾年的準備，于1955年正式實行軍銜制。
軍銜等級是軍銜制度的核心。這次軍銜等級設置，參考了蘇聯、朝鮮等國的軍銜體系，並根據我國辛亥革命以來軍銜發展情況，共設6等19級：
元帥兩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將官四級：大將、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四級：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四級：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軍士三級：上土、中士、下士；
兵兩級：上等兵、列兵。
我軍1955年的軍銜等級屬於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方型”軍銜體系。在實際實行中，有兩點變化：一是由於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大元帥銜設而未授；二是為安排十幾萬副排職幹部，暫設准尉一級軍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