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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做人

“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他親手描畫的雙螺旋體和多肽鏈，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獨立思考，在學問上敢於向權威挑戰，生活中卻淡泊低調，特立獨行。“人家説我好也行，説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採訪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費盡各種週折。5月的一天，他終於如約坐在了北京中醫藥大學的辦公室。然而面對媒體，他還是不願多説什麼，好在事先採訪過知情人。北京中醫藥大學魯兆麟教授説，“看過他書批的人，都很震驚。”

墻邊立著一排書櫃，信步走過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曆裝訂的筆電。日曆背面寫著一行行整齊小楷，紅色、藍色間雜鉛筆，有的字下面劃著重點號或橫線，內容是關於孫思邈《外臺秘要》的方藥體會。再隨意打開一本硬皮筆記，上面整齊地記著生物化學的內容，其中一頁用極細的鉛筆畫著細胞RNA與蛋白質合成分解圖，雖然時代久遠，紙面泛黃，但雙螺旋體和多肽鏈的結構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幾本筆電的紙質都很粗糙，字體卻都那麼纖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幾乎看不清。可以想見王玉川當年是怎樣地心細如發，這幾十萬娟秀小字承載著多少個安於清苦的日日夜夜。筆記內容有經典抄錄，有個人思考，他很喜歡自製圖表，比如為研究比較體質學説，他把巴甫洛夫神經類型、希波克拉底氣質説以及內經的陰陽五態人劃一個表格裏，新穎而獨特，給人啟發。

那本傳説中，被王玉川翻得書皮爛掉用膠布粘好、再無一處空白可寫眉批的《黃帝內經》已經找不到了，他連自己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也都沒留意保存。“別人借走了沒還，我也記不得向誰要了，哈哈哈！”顯然他並不以為意，更不以為憾。多年的臨床處方也沒有保留一張，根本不打算出版臨床經驗集，“有什麼用呢？沒用！”玉川老這樣給自己解釋。

如今他眼睛花了，別説寫字，翻看當年的筆記都得借用放大鏡才行，但幸運的是，這種勤奮嚴謹的治學精神已經延續下去。嚴季瀾年輕時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坐在辦公室研讀經典、琢磨醫案，喜歡用鉛筆寫些纖細小楷，下著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群學者的嚴謹操守，釀造北京中醫藥大學厚重的文化學術底蘊，在浮躁的今天，更顯得可貴和難以超越。

王玉川治學注重獨立思考，不迷信權威。在1984年擔任健康報振興中醫刊授學院顧問期間，他曾和刊院同學談中醫治學方法：“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績。不要做教材的奴隸，要做教材的主人，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變成自己的知識。決不能像果戈裏在《死魂靈》裏描寫的那位‘死讀書、讀書死’的彼得爾希加，他辛辛苦苦讀了一輩子書，到頭來卻什麼知識都沒得到。我們需要的是自己觀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種獨立思考的治學精神。”

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使得王玉川在中醫基礎理論研究領域，屢獲開創性突破，正是因為不迷信權威，敢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個個學術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對他的第一評價大多是“低調”、“不爭”。然而這樣一個不喜參政的人，卻是全國政協四屆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的副院長多年，還有多項校內外職務，這似乎是種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歡自由，他把這些稱為“亂七八糟的事”。“當時沒辦法推，這也是種任務。”如果可以自己做決定，他斷然不願從熟悉的南方來到北方生活，更不願從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在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期間提出的“關於公費醫療費用不宜包乾到醫院管理”的提案，被評為優秀提案。任院長期間，他重視教學科研和學術建設，內經專業被列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首批重點學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醫學院學報》于1981年恢復，成為學校及全國學術交流的重要陣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參與。據介紹，玉川老退休後更為低調，不輕易發表任何意見，每天8點前到辦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來。“他的思維，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書。”

這種淡泊、低調，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沒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獨行、生性高潔的人。採訪中，玉川老説的頻率最高的詞就是“無所謂”，他説，人生幾十年，沒必要爭名奪利。“人家説我好也行，説我不好也罷，都一樣！”

教育臨床

“倘若傾心而倒，一輩子經驗説不了3天”

雖然反對師帶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輕中醫成百上千，至今很多畢業生都珍藏著他逐字逐句精心審閱過的論文。理論臨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論功底令其臨床療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學生並不多，不過四五人，和師帶徒相比，他更提倡現代學院教育。他認為臨床上從來沒有相同的病人，好中醫應該獨自到臨床去實踐摸索。“倘若傾心而倒，一個老師的經驗，用不了3天就能説完；相反，也可能臨床跟師3年，還摸不到門。”

雖然如此，王玉川對所有的年輕中醫都毫無保留，傾其所有，他甘為人梯、無私傳授的風範使很多人受益終生。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一屆中醫專業畢業生劉燕池教授，談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畢業分配到內蒙古講內經課，沒有經驗的他返回母校尋求幫助。當時王玉川把歷經一年剛謄完稿、尚未出版的《內經講義》交給他，用作參考。劉燕池拿到這份原稿，心情澎湃，現在回想起來還常説“師恩難忘”。

他時時要求年輕學子做到言之有理，強調文以載道，每年審閱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工作，他從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閱，一本論文要修改幾天。寫滿他整齊字跡的論文，經常被畢業生們珍藏。

王玉川一直強調理論和臨床結合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長年堅持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長治療中醫內科各種疑難雜症，如心血管疾病、風濕病、血液病等，臨證時一絲不茍，療效卓著，深受患者歡迎。

有段時間，王玉川在國醫堂一週出診4次，非常勞累。一次在北中醫校園，剛從研究生處退休的魯兆麟碰見了他，兩人邊走邊聊。“和你説個事兒，”王玉川認真地説，“這國醫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兩天？”但累歸累，他還是一直堅持在臨床一線。

深厚的理論功底，保證了王玉川卓越的臨床療效。有次魯兆麟接診一位神經根髓鞘脫的病人，治療非常棘手，用遍了溫陽藥、補氣藥、活血藥還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請教。王玉川説，“《內經》講‘腎惡燥，即食辛以潤之’，你別凈顧著補陽，加點細辛這類通藥試試。”果不其然，病情好轉。

在臨床傳承教學中，王玉川常從古典醫籍中總結用藥知識以示後人。他認為臨床不應為方證相對束縛，要勇於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劑。以《千金方》中能治療30多種病證的“芫花散”為例，孫思邈對此方讚賞有加，但也無法解釋原理，只能在書中寄望于後人。王玉川指出，有些醫家沉湎于辨證論治，對古書中許多同方治異病的例子不屑一顧。研究同方治異證的機制，對實現中醫現代化也有很大意義。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級碩士研究生陶廣正教授，得知恩師被評為“國醫大師”欣然提筆：“為人淡泊，不慕虛名。師出名門，有真才實學；學富五車，而無頭角誇誕。雖非博導，而眾多博導皆曾受教；未登講堂，而授課講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卻不乏真知灼見；臨床雖少，卻每能一絲不茍。審查論文，從不敷衍；撰寫書評，必中肯綮。尊為國醫大師，誰敢謂曰不然！”

王玉川小傳

1923年，生於江蘇省奉賢縣。

1941-1943年，從醫于中醫名家戴雲龍先生、陸淵雷先生，學成後在當地行醫。

1943年-1955年，在奉賢縣開設門診從事中醫臨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蘇省中醫進修學校，深入學習中醫相關知識。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醫學校從事中醫藥教學與臨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衛生部調令來北京中醫學院從事教學工作，潛心於《黃帝內經》的教學和研究。主持主編全國中醫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內經講義》。

1978-1984年，在北京中醫學院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長。

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八屆委員會委員，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顧問。(記者　馬駿 )

 

責任編輯: 劉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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