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中國中醫> 中醫人才> 國醫大師

王玉川，男，漢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醫藥大學主任醫師、教授，1943年3月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為“首都國醫名師”。

 

他學術臨床造詣深厚，親自編撰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第一、二版《內經》教材；他的文章振聾發聵，觀點新穎大膽，生活中卻極為低調，從不與他人爭；他的研究獨闢蹊徑，冷靜客觀，欽佩者很多，口碑極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車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綠帶係著乘車卡的老人，人們不會想到：這就是86歲的國醫大師王玉川。

來北京50多年，他説常在夢中回到江南水鄉。做了20年全國政協委員，擔任北京中醫學院副院長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蘇奉賢鄉下，那十幾年自由自在的行醫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什麼名啊利啊，沒意思的。”在老家當過小學教員、中醫教師，但調北京以後講課不靈了——口音重，學生聽不懂。那就埋頭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黃帝內經》翻爛了，用膠布粘好；書上批註寫得密密麻麻，鉛筆、鋼筆小楷，遍佈頁眉頁腳；自學生物、物理，畫圖製表，清苦寂寞，卻樂在其中。

辛苦耕耘終結碩果，他成為中醫界最早研究《內經》理論體系、學術內涵的中醫學家，是《內經》重點學科的創建者和帶頭人，對陰陽學説的演變、氣血迴圈理論、五行學説、運氣學説、河圖洛書等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他高雅的風範、深邃的學識、嚴謹的精神和務實的態度，影響著全國同道，成為一個時代的旗幟。

學術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論水準相當高”

他精研內經，醒世而作，對五行學説、氣血迴圈理論、運氣學説提出獨到見解，破譯河圖洛書之謎，敢於對“辨證論治”、“有是證用是方”提出質疑。

沒有先進的實驗設備，不用文獻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靠什麼來完成理論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書，想的嘛！”在那個參考資料極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書、一盞燈，伴著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勵他一路堅持。

早在1938年，當15歲的王玉川從開過藥鋪的父親手中得到一本《黃帝內經》，通讀一遍就覺得莫名的喜歡，而這本穿越千年時空的經典之作，靜靜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著被解開奧秘。

此後，江南水鄉獨立出診的12年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撫讀一番，字裏行間寫下蠅頭小楷，記下一本本讀書筆記。後來在江蘇省中醫學校進修，老師們發現了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當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擔內經的教學任務。不久他被調到北京中醫學院，創建內經教研室。

當務之急是編寫教材。為了用現代語言確切表達內經的豐富內涵，他率領教研室同事日以繼夜，力爭通俗易懂又採擷全部精華，終於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內經講義》，後來升級為全國統一內經教材，也為《中醫學基礎》和《中醫基礎理論》等其他教材編寫打下堅實基礎。

研究中，王玉川發現，《內經》同一篇中常會出現兩種不同的觀點，令人困惑。為此他翻遍了校圖書館所有藏書，寫下幾百萬字的筆記，從1979年開始相繼發表論文30多篇，許多觀點得到同行認可和讚譽。他倡導五行學説的多學科研究，對《內經》氣血迴圈理論有獨特見解，正確認識和評價了運氣學説，解開河圖洛書之謎。

“在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論水準相當高。”北京中醫藥大學嚴季瀾教授評價説。這凝結著王玉川心血的幾十篇高水準論文，不止當年在全國産生重要影響，今天讀來，仍令人感嘆語言之潑辣，觀點之新穎，論證之嚴密。要知道，研究陰陽、五行、氣血這些基礎理論，絕不是一門學科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中醫藥大廈的理論基石。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創新，是貫穿王玉川研究中醫理論的一條主線。比如，他論述陰陽學説的演變，認為從《周易》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到中醫學中的三陰三陽，是古代醫家為適應醫療需要的一種改進，用三陰三陽能更精確地區分陰陽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種把三陰三陽的性質和次序認為是不能變動的“死板的規定”，是不符合實際的。

多年來，辨證論治被視為“中醫特色”的重要標誌，但是，王玉川認為這種提法並不合適。首先，辨證論治的統治地位是在犧牲了“同方異治”的寶貴經驗，扼殺了尋找廣譜有效方藥的熱情之後才取得的；其次，辨證論治的輝煌成就使人們的思維陷入永恒不變的公式之中，在辨證論治的圈子裏打轉，與創新的客觀要求越來越遠。他認為，那種認為辨證論治可解決一切問題，如果解決不了只能怨自己沒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種現代迷信”，是只求穩定不求上進的表現。

王玉川常説，一個學者所以能著書立説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沒有一點可取之處，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結論，也不等於其中沒有一點有價值的材料。因此對古代文化遺産，應採取審慎的態度，吸取合理內核，這體現了他“創新而不廢古”的學術境界。

在對五行學説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別經學五行與醫學五行，認為五臟五行説引入中醫學後，不再艱澀難懂，實用價值較高。同時他看到，在五行歸類、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內容仿佛已被遺忘，成為五行學説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沒有反映。事實上，被遺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義，比如在此基礎上提出的《內經》陰陽二十五人的體質學説，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氣質學説、蘇聯巴甫洛夫的神經類型學説，都更為細緻和全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運氣學説一度被打入冷宮。王玉川可謂當代研究運氣學説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編的《運氣探秘》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準。他探討五運和六氣的體系問題，指出平氣概念的重要性，從西漢的災害性天氣論證了運氣學説的科學性，闡發《素問》遺篇的學術價值。

“創新是硬道理，是科學技術的生命線。”王玉川認為，“有是證用是方”的原則是不對的。這種方證對應關係無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測證”，即是根據方藥性味功能推測出病理狀態這一方法的基礎之上，在方藥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測證的結果當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證相對的原則。然而，現代研究告訴我們，任何一味中藥都含有多種有效成分，它們的藥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組成的復方則更為複雜。所以，“以方測證”本身，就不是什麼正確可靠的唯一科學方法。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準上，就永遠也不會有所發現、有所前進，方證之間相互關係的謎團也就永無解開之日。

責任編輯: 劉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