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劉伶利的家人來説，這幾天的感受就像“坐過山車”一樣，事情終於迎來了轉機。
本報8月19日報道了《大學女教師患癌被開除事件調查》，8月20日，蘭州交通大學派工作組到博文學院對此事進行調查。8月22日，博文學院發出道歉信，承認“學院草率作出了解除勞動合同的決定，實屬不妥”。8月23日，博文學院院長登門道歉，家屬獲得賠償。
近日，多名原博文學院教師向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反映，他們與劉伶利一樣，因為患病，有被學校開除的經歷。誰會是下一個“劉伶利”，我們該怎麼辦？
開除和解除勞動合同性質完全不同
勞動問題專家梁智認為，開除與解除勞動合同不是一個性質的問題：“‘開除’是一種行政處分，‘解除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對勞動關係的處理。”
“從這一點來説，博文學院沒有做到善待員工。”他説，“學校不同於一般的企業，是給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地方，擔負的社會責任應該比其他的企業要大一些。”
他從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學校屬於事業單位，是參照國家機關的標準進行管理的。“這就讓一些學校延續一些自以為是的做法——把自己當做一個行政機關，覺得有權對員工進行處分”。
“開除是什麼行為，是過去行政機關對待幹部和職工的一種行政管理手段，適用於上下級為隸屬關係的一些單位，包括警告、記過和開除等處分。”梁智表示。
在他看來，學校與聘用老師之間屬於勞動關係，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並不是過去的隸屬關係。
他分析稱：“用開除的形式處理劉伶利的問題，學校的做法在法律上就錯了。學校並不是行政機關，只能參照勞動法來處理。但是社會上類似的現象有很多，往往是用人單位濫用了自己的管理權利。”
年輕人遇到類似的事情該如何維權
山西大學教授孫淑雲多年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問題研究。在她看來，與劉伶利的案例類似，現實中有很多用人單位都是以勞動合同有約定為藉口，達到違法的目的。這樣的合同內容就是“黑條款”，實際上這是戕害勞動者利益的規定，給用人單位帶來隨意解釋的空間。
“以後要發生類似的事情，年輕人可以直接申請勞動仲裁，如果不行的話，可以提起訴訟。”她建議。
在一些媒體報道中，孫淑雲觀察到一個現象：在劉伶利的案件中，從勞動仲裁到法院一審再到二審，走完整個程式需要一年多的時間。直到劉伶利去世時，學校都沒有履行判決。
“劉伶利經歷了這麼長的訴訟，醫保和工資都沒有了。本來在訴訟之前可以試著先向法院申請先予執行勞動報酬。”她説，走法律途徑註定花費的時間比較長，“可以向民政部門提起社會救助申請”。
孫淑雲説：“現在有很多慈善機構，還可以通過慈善救助來募捐。實在沒有辦法，向媒體求助也是可以的，這些都有法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