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科委主任李殿勳
48歲的李殿勳去年2月就任重慶市科委主任。這名出身於農家的官員在履新一年多時間裏，主導推行了讓全國科技界為之一振的“七條新政”改革。
該項改革在贏得大面積叫好的同時，也有高校教師當面質疑李殿勳，“公平在哪”？
其所指的“公平”是指，根據“七條新政”，一名專家如果承擔了一些諮詢類的項目，最高可以將60%的經費領入自己的錢包，且不需要發票。考慮到專家平時也在正常領取工資，這筆動動腦子和嘴皮子就能得到的“橫財”在一些人看來不夠“公平”。
但在李殿勳眼中，中國接下來的發展太需要科技創新了，而科技創新離不開科技工作者的動力和激情，“為此，對真正有才的專家學者，政府要‘給名、給利、給興趣（允許其按照自己的科學興趣自由探索創新）’。”
“七條新政”試圖在重慶營造出一個“科研人員可以憑才幹和貢獻獲得收益”的政策環境，尊重科研規律，激發科技創新的活力。
李殿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專訪時表示，重慶的“七條新政”歸納起來，就是“管住兩頭、放開中間”：堅持目標導向，在前端立項時，真正引入競爭；在尾端驗收時，引入第三方進行專業的評審；將中端項目實施過程的管理和項目經費使用的管理權下放給項目承擔單位，“科技行政管理部門不再干涉科研項目的具體執行過程及其經費的調控管理”。
取消科研人員的項目申報經費預算
“誰能預測將用300張紙、200個墨盒？”
重慶的“七條新政”，其基石是定額資助：市級科技計劃項目立項，申報單位不需報送項目經費預算，市科委不再組織項目預算評審。
100萬元以上的項目，由科技主管部門按照目標導向原則組織編制項目經費概算，項目實行“總額控制、公開招標”。100萬元以下的項目實行定額資助，不進行預算評估。面上資助項目一律實行“定額資助、競爭立項”。
換言之，這確立了新的遊戲規則：政府先徵集需求、編制方案，確定要幹什麼、花多少錢、多久完成、做成什麼樣等問題，論證後公開發佈。隨後，科研人員參與“競標”。“中標”者在科研經費使用時有相當的自主權，政府只看其能否通過第三方進行的評估驗收。
與傳統模式相比，新規則在“花多少錢”問題上有兩大根本性變化：一是讓科研人員擺脫了過去異常頭疼的經費編制，可以集中精力參與競爭立項；二是少了科研人員和管理部門在項目經費方面的“討價還價”，官員少了“自由裁量權”。
“重慶是全國首個取消項目申報經費預算的省市。”李殿勳表示，“科研人員大多不懂財務，如果讓他們付出很大代價、花費很多時間，來編制毫無實質意義的項目預算，就是巨大的浪費。”
“創新是無規則運動，專家也很難精確預算科研所需的準確費用。”他説，“誰能準確預測到自己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將需要300張紙、200個墨盒？”
取消項目申報經費預算，如何實現經費的管理和控制？李殿勳表示，政府將委託專業機構對科研項目的社會平均支出進行評估，根據預算，全額或按比例確定。
市場類科研項目推行事後補助
“英雄不問出處，野百合也能有春天”
為了更加注重引導創新主體增加科研投入和引導社會資本投資科技創新，“七條新政”規定，市場類科研項目將採用“後補助”方式。
過去，市級科研項目“事前投入、無償資助”，形成了學術上的“馬太效應”，那些擁有學術“大咖”“學霸”的單位或個人佔據了越來越多的“高大上”項目。而“後補助”政策，意味著“矮窮挫”的“學渣”只要能成功地解決市場需要的科研問題，能夠有創新型的科研成果，也可能獲得補助，“英雄不問出處，野百合也能有春天”，科研也“不看廣告、只看療效”。
李殿勳解釋，科研項目可大體分為公益類和市場類，前者的受益方是不特定的公眾。“比如三峽生態保護，沒有特定的受益人”，對於此類科研項目，實行目標驗收、同行評價、政府購買、事先資助，追求長遠的公共利益。
對於市場類的科研項目實施“後補助”，一是對於産業共性關鍵技術創新項目實行約束性後補助，按目標進度撥付，二是對於企業個性技術創新項目採取獎勵性後補助，一次性到位。
李殿勳説，我國的很多科研項目立項時吹得天花亂墜，看上去貌似有市場“范兒”，但最終卻被證明並沒有轉化價值。“為什麼沒有轉化？有著深層次的原因，有時是因為研究者的目標就是上項目、應付考核、評職稱，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就沒有想到終點上的市場運用。”
“既然是市場類的科研項目，就必須經過證明確有轉化價值，才能得到資助。”他説，美國做得更“絕”，直接購買首臺産品。
“後補助的目的，不僅僅在於杜絕經費的浪費，更重要的在於，引導科技工作者踏踏實實做研究，做出來的成果能經得住市場和社會的檢驗，避免浪費巨大的機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