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素有“美術重鎮”之稱，其中尤屬源遠流長的中國畫藝術為甚。無論是從歷史底蘊、藝術造詣，還是從時代發展來看，浙江都曾多次攀上中國畫的“高峰”。

　　2009年，深具地方特色的浙江中國畫，在全國美展上的獲獎數量曾達到全國的五分之一。但此後十年，浙江的中國畫作品連續兩屆在中國美展上“缺席”中國美術獎。

　　雖説能否獲獎並不能作為評判藝術水準的唯一標準，但諸如中國美術獎這樣的獎項，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的文化主張，也是衡量區域美術發展水準的重要尺規。

　　兩次與重要獎項失之交臂，也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最具傳統優勢的浙江中國畫，該如何發力才能接續往日輝煌？

　　一

　　浙江中國畫的傳承發展史，是一部寫意精神與時俱進的演變史。畫家以自然為師，繪天地萬物，將自身的美學趣味、精神取向、人格風骨融入到創作中。

　　始於唐代、興于宋元的“文人畫”，是寫意傳統極重要的源流。元代畫家黃公望崇尚自然、講求寫意，八十高齡提筆繪寫富春江，將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盡數收入長卷《富春山居圖》。

　　到了明代，畫家戴進既沿襲了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紹興人徐渭開創“潑墨大寫意花鳥”畫風，將花鳥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正是浙江的自然山水，養成了畫家們講詩性、重筆墨的寫意精神，以及關注本體表達、追求個人修養的價值觀念。

　　後來，浙派繪畫的文脈持續繁衍生息。1928年，我國第一所高等美術院校——國立藝術院創立於杭州，一批中國畫大師匯集於此，探索和思考中國時代藝術的發展之路。在這裡，林風眠提出“調和中西”的思想，潘天壽提出“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奠定了浙江當代中國畫的品性。

　　現當代國畫史上的大家，如黃賓虹、諸樂三、陸儼少、李可染、方增先等都曾在美院工作或學習，他們將詩性涵養融入筆墨，開創寫意精神新境界。此外，曾宓、吳山明、童中燾、姜寶林、何水法等名家，以水墨藝筆，將山水情韻與人文精神互融互通。

　　二

　　正因為人們對浙江美術有較高的期待，在歷屆全國美展上，浙江中國畫的表現都是備受關注的話題。

　　據統計，從第六屆（1984）到第十一屆（2009）全國美展，浙江中國畫無論是入選作品還是獲獎作品，數量都獨佔鰲頭。但在最近兩屆全國美展中，浙江入選作品雖不少，但進京展作品卻較少，獲獎作品更是無所斬獲。於是外界不免發出質疑：這樣的成績單，與“高峰”地位還能匹配嗎？

　　古人云，“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眥”。要回答這個揪心之問，我們須“攬鏡自照”，方知畫中得失——

　　重本體表達，對時代主題著墨不夠主動。浙江的一部分中國畫畫家對現實主題創作“不感冒”，其主題性創作往往是被動承接的任務，而非發自內心的藝術表達。他們個人的藝術生活更願意沉浸在中國畫本體語言和筆墨技法的探索中，創作方向多囿于表現花鳥山水等傳統題材，相對較少反映社會主流意識、歷史題材、百姓生活等時代命題。當創作的作品與熱氣騰騰的群眾生活不貼近，對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遷不敏感，作品自然很難打動看畫人的心。

　　偏“單打獨鬥”，集體創作氛圍不濃。團隊作戰本是浙江畫界的優良傳統，20世紀50年代就有“國畫山水寫生組”，到80年代又成立了“莫幹山創作組”“兩江創作組”等，帶動畫界欣欣向榮。現如今，浙江中國畫領域雖不缺創作研究機構和團體組織，但缺少向心力強的“學術共同體”；不缺領軍人物，但缺少協調力強的服務型帶頭人。

　　好話套話多，批評乏力銳度不足。文藝批評被稱為文藝創作的一劑良藥，但這味“藥方”，很多評論家似乎不敢開。浙江是藝術史研究的重鎮，卻鮮見一針見血式的藝術評論。有些藝術家辦個展，大家都來捧場，圖的是賓客盡歡、而非創作提升，整個文藝界普遍存在批評乏力、批評失語的現象。

　　受市場羈絆，部分藝術家難守本心。在藝術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畫的超逸化、小品化傾向日趨凸顯，人文關懷和現實觀照則有被弱化的跡象。有些畫家在經濟大潮中找到“捷徑”，少談創作而常談市場。認為純粹的藝術創作花大精力、費大力氣，興趣缺缺。

　　回望那些流傳千古的經典之作，必定是歷經時間打磨、沉澱時代精華的作品。任何脫離時代的藝術都難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粗製濫造的“快餐藝術”更是轉瞬即逝。它們，終將被時代遠遠甩下。

　　三

　　有人説，浙江繪畫傳統崇尚寫意精神，重視藝術本體，若刻意迎合、過度雕琢便是落了下乘。筆者恰恰認為，中國畫理應體現時代精神，寫意精神也需要守正創新，賦予其時代表達。

　　如今的“寫意”，已不是文人畫的狹義“寫意”，而是應“眼納千江水、胸起百萬兵”，寫身邊的故事，寫這個滾燙的大時代。

　　寫意精神絕不是讓藝術家活在舊時代、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裏。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每一天都有動人的故事發生，每一處都有值得書寫的時代命題。畫家要去田間地頭、街頭巷尾感受一下泥土氣、煙火味，拾起或閃爍、或隱匿的文化印記，捕捉歷史更疊、社會變遷的脈絡，刻畫平凡人的不平凡。

　　主題創作是藝術家的時代使命與責任擔當。它絕不是讓藝術家喪失個性、空唱讚歌，也不是片面地將主題性等同於程式化、概念化，忽視藝術精進的追求，而是提倡“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

　　主題創作與藝術創作不是對立的，而是同向的。藝術家只有在借鑒、融合與創新中把握文藝規律，在人民的創造中進行藝術創造，展現新時代的萬千意象，才能實現藝術性、時代性與人民性的平衡。

　　浙江的歷史上並不缺乏兼具主題性和藝術性的扛鼎之作。早在20世紀50年代，“浙派人物畫”崛起，以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為代表的水墨寫意人物畫，以及宋忠元、顧生岳為代表的工筆人物畫，在中國畫壇産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比如周昌谷的代表作品《兩個羊羔》就是他深入藏區生活所作，畫中的藏族女孩滿眼愛憐地看著兩隻小羊羔，天真淳樸躍然紙上，展現濃郁的藏區風情；李震堅畢生堅持“畫老百姓的畫，給老百姓看”，在他創作的《在風浪裏成長》中，一位老漁民手把手教年輕的舵手在風浪中駕駛船隻，表達了當地漁民不服輸的精神。

　　近年來，在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中，浙江畫家的身影也並不鮮見。在中國畫領域，尉曉榕的《社戲》、張捷的《井岡山》、茹峰的《綠水青山》、吳憲生的《十送紅軍》、黃駿的《在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作報告》等等，皆為佳作。

　　但不得不承認，相比其他藝術門類，浙江中國畫主題創作整體氛圍不濃，在出精品、出力作方面呈現疲態。筆者認為，在全國美展這樣的中青年藝術家展示才能、突圍冒尖的舞臺上，浙江不應該缺席，更不應該孤芳自賞。

　　美術界應以更優的機制激勵美術工作者到全國舞臺爭金奪銀，留下屬於自己的時代刻度；應鼓勵青年生力軍挑大梁，激勵中生代骨幹再展翅，開展試驗性、準備性創作，發揮團隊作戰的傳統優勢，培育發掘一批“種子選手”。

　　對畫家而言，還須提升知識的豐度、語言的深度、精神的高度，深入一線采風、感悟百姓生活，創作出一批有浙江辨識度、緊扣新時代脈搏的精品力作，成就浙江文化強省建設的澎湃“大我”。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浙江文藝界也需要更多敢講真話、能開“藥方”的藝術評論家，用富有銳度的評論引領創作風向、推動創作提升。

　　相信具有時代精神的寫意新風，將讓浙江中國畫“高原”之上再現“高峰”。

來源：浙江線上    | 撰稿：辛文    | 責編：彭鈺    審核：張淵

新聞投稿：184042016@qq.com    新聞熱線：131571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