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佈《沉痛悼念李晟醫生》一文稱，19日中午13時許，該院心血管內科李晟醫生在門診診療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傷害，致多處嚴重損傷。事發後，該院第一時間組織多方專家聯合救治，李晟醫生終因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于19日21時許不幸去世。

　　事發當日，當地警方通報，一名男子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傷害一名醫生後跳樓。

　　國家衛健委7月20日表示，暴力傷害醫務人員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對此強烈譴責。傷醫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正常醫療服務秩序，損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根據2020年6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醫療衛生人員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威脅、危害醫療衛生人員人身安全，侵犯醫療衛生人員人格尊嚴。

　　針對近年來發生的傷醫事件，有輿論呼籲增設“暴力傷醫罪”。“暴力傷醫罪”，杜絕得了傷醫事件嗎？對此，中新網採訪了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系教授王岳，對傷醫事件背後的法律與倫理問題作一探討。

　　中新網：在你看來，暴力傷醫行為背後隱藏著哪些問題？

　　王岳：近年來，傷醫案件的行兇者呈現出幾個特點。一是經濟困難，二是存在心理問題。還有一點，那就是存在久拖不決的醫療糾紛。原因在於，醫學上很多問題孰對孰錯，屬於科學最後的認知領域，是一筆“糊塗賬”。我認為，應從以上幾個方面去考慮問題。

　　中新網：當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暴力傷醫刑事犯罪所處罪名有哪些？

　　王岳：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

　　中新網：有觀點建議，加大法律對暴力傷醫行為的規制力度，以及在刑法中增設“暴力傷醫罪”等專門罪名等，對此你怎麼看？

　　王岳：實際上，暴力傷害行為並沒有區分。並且，對於傷醫行為，我認為加大刑罰力度沒有意義。其實，在不止一兩起傷醫事件中，行兇者在行兇後都採取了自殺行為。我們試想，如果一個人在殺害別人之後自己也選擇了自殺，加大刑罰力度是否有作用？

　　醫患關係本應該是最和諧的社會關係之一。從法律角度講，這是一種典型的信託關係，託付的不僅是財産而是生命。如果醫患之間産生了糾紛，很容易因為這種信託關係的崩塌而産生仇恨，這種仇恨單純靠法律的震懾可能是起不到作用的。

　　近年來，因為公安機關的嚴打，涉及違反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醫療糾紛在減少，但從全國範圍來看，病人的投訴數量卻在上升。通過加大刑罰力度來解決醫患糾紛，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方式，應該從促進醫患關係的角度去看待問題。

　　中新網：也有觀點建議加強醫院安保措施，這是否能解決暴力傷醫問題？

　　王岳：我在《20張床配一名保安不如200張床配一名醫務社工》一文中提到，這些年我國政府針對醫院暴力採取了“零容忍”的正確態度。而且相關制度建設也在不斷加碼，其中包括《關於加強醫院安全防範系統建設指導意見》規定二級以上醫院要做到每20張病床配備一名保安， 《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明確建立安檢制度，高風險人員就診可安排治安保衛人員陪診監督等等。

　　但其實，一個有著週密計劃行兇的施暴者，不會因為安檢而放棄犯罪想法，只會等在醫務人員下班回家的路上。

　　矛盾易疏不易堵。對此，醫院要重視非創收部門的建設和發展，例如醫務社工部，其實200張床配一名醫務社工，比20張床配一名保安更有用。社工可以撫慰病人，緩解家屬的焦慮，也可以幫助病人獲取社會力量的支援。

　　中新網：減少暴力傷醫事件，除立法司法力量外，醫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王岳：解決暴力傷醫問題要刀刃向內。

　　首先，一些醫生的基本工資佔比小，而獎金佔比大，在一些醫院甚至達到基本工資佔比20%、獎金佔比80%的懸殊比例。推廣年薪制，保障醫生的基本工資，讓公立醫院儘快回歸公益性，讓各級醫院各司其職，而非“搶飯吃”。所謂看病難，是“看病不難”造成的，一個病找多家大醫院去看，這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

　　2013年12月，原國家衛計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制定《加強醫療衛生行風建設“九不準”》，其中規定不準將醫療衛生人員個人收入與藥品和醫學檢查收入掛鉤。一些醫院不將醫生收入和創收掛鉤，卻與工作量掛鉤，使得醫生不追求品質而追求數量。數量在上升，品質在下滑，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醫院對醫生的激勵方式也亟待改變。

　　最後，諸如醫生累得倒在手術室門口睡覺、沒時間吃飯只能喝糖水的導向是錯誤的。單方面強調以病人為中心，但沒有強調以職工為中心。對於一個勞動者，尤其是醫生這種專家型勞動者，不保護好他們的權益，他們如何保護病人的權益？醫療機構管理者，應成為醫務人員職業安全的第一責任人。

來源：中國新聞網    | 撰稿：張鈺惠    | 責編：戴翎冉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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