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走出去既是企業主體發展壯大的自身需要，也是雙迴圈格局下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外部渠道。非洲是中國對外關係的重要基石，中非合作正邁向高品質合作的新階段。2023年，中非貿易額達到歷史峰值2821億美元，同比保持增長1.5%。有關觀察人士指出，到2035年有望達到1萬億美元。目前中國在非投資企業有3700余家，民營企業佔比超過70%，民營企業成為對非合作的主力軍。在中國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民營企業，如何將遍佈于各省市區等的民營企業群體高效整合起來，充分挖掘、釋放這支分散且龐大的經濟隊伍的巨大能量，既是地方層面對非合作的重要議題，也是中非合作走實走深的必然趨勢。

從中非合作實踐看，地方層面的經貿合作正成為中非合作最廣泛的基礎和最有潛力的發展方向，各省市開展對非合作高潮疊起。結合非洲國家産業發展階段，廣東以共建境外經貿合作區為重要載體，推動一批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在非洲投資興業，截至2023年5月，廣東經備案（核準）在非洲設立非金融類企業（機構）380家。浙江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為支援中小企業走出去，2019年發佈了國內頭個地方省級政府出臺的《浙江省加快推進對非經貿合作行動計劃（2019-2022年）》。當前《浙江省深入推進浙非合作三年行動計劃（2022-2024）》正在有序落實中。經過40年的發展，江蘇對非投資形成了以園區為支撐、大項目為引領、民營企業為主體的鮮明特色。截至2023年5月，江蘇對非洲的投資項目523個，協議投資額60.1億美元。山東制定了《山東省對非洲經貿合作行動計劃（2022-2024）》，截至2023年7月，山東省在非洲地區已設有省級境外合作園區6家、境外省級海外倉13家，為企業走進非洲提供基礎性服務。湖南對非貿易民營企業活躍，2024年前四個月，湖南省對非洲進出口總額達到220.4億元，同比增長90.4%，顯示出強勁的增長趨勢。

高品質的中非合作正在走向精準對接的新階段。非洲有54個主權國，各個國家在自然稟賦、歷史國情、經濟基礎等方面均呈現複雜性與多面性。中國東西南北各省區的發展基礎與優勢産能也不盡相同。民營企業多分佈於人力資源密集型行業，其開展對非合作的優勢在於，與非洲經濟發展互補性較強，能夠更好地精準匹配雙邊發展需求，提升對非合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其不足在於整體分佈于各地方層面且規模整體較小、資源整合能力較弱，容易受外部環境影響。從進一步釋放地方經濟潛能，助推民營企業參與對非合作的角度來説，未來需要進一步優化中央層面與地方層面的行動機制、加強地方與地方間的協同配合機制以及激發地方各要素積極參與的服務保障機制，為民營企業走向非洲創設更加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一是優化央地對非合作行動機制。從合作需求看，地方主體既要開展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的基於雙邊或多邊戰略對接的各類執行性合作，比如接受留學生、建立友好城市等；更要在執行中央政策之際，充分利用非洲的發展潛力和自身優勢，基於雙方實際需求主動開展互補式、需求式、市場式的合作形式。民營經濟在開展市場合作方面大有可為，在實踐中也面臨挑戰，尤其需要政府層面提供政策框架體系支援，一套央地合作的行動機制尤為重要。比如在中非合作論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基礎上成立專門的促進地方對非合作協調機制，既發揮其宏觀指導作用，也要注意引導、推動和規範各種地方合作機制的建構、完善與聯動，積極整合現有政策框架，創新金融政策、收稅優惠、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積極彌合當前央地政策、部門政策、行業政策間的縫隙，努力避免地方層面各自為戰而産生的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從而發揮更好的整體聯動效應。

二是探索地方對非區域合作模式。從具體實踐看，各地方主體參與中非合作的靈活性較為明顯，這也容易産生同質化或無序競爭和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可考慮，建立區域性“大商業”“大産業”“大金融”等聚集式對外合作模式，將區域內的各省市整合為經濟發展層面的一個整體，統籌資源和合作意向進行頂層設計。2022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6省簽署了《中部六省門共同推進對非經貿合作協議》，合力對接中非合作“九項工程”舉措落實，開啟了地方對非合作區域化模式的探索之路，也豐富了地方對非合作的內涵。聚集式對外合作模式關鍵要建立區域性的政府協調機制，既要與非洲聯盟等泛非組織和非洲東共體、西共體等次區域性組織等建立更為直接、更為主動的聯絡渠道，也要充分協調區域間的優勢産能、調動區域內部的各生産要素潛能，充分對接非洲需求，最大限度發揮區域性地方聯盟的協調作用，促進各生産要素積極、有序開展對非合作，強化聚集效應，助推全産業鏈、供應鏈形成“鏈式發展”。

三是做實地方對非合作服務平臺。政府主導、大項目帶動為主的地方合作模式確實能夠高效推動雙邊合作進程，但地方內部各要素的調動和利用卻不夠充分，尤其是中小企業參與對非合作的營商環境和能力建設有待提升。在中國，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是互為主體，民營企業中90%以上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90%以上是民營企業。政府需建立健全與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需求相匹配的服務型平臺，如政策保障平臺、調研合作平臺、商業服務平臺等，也包括與各類智庫、商業性服務機構形成常規化的購買服務協議，旨在為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拓展海外業務提供良好的保障性服務。為支援中小企業能力建設，浙江成立了浙非服務中心、中非供應鏈研究院，湖南成立了中非經貿合作促進研究會，旨在為市場主體走出去提供路徑和機制性服務。此外，有關政策保障平臺還要發揮法規政策導向與制約作用，進一步規範市場主體的經營行為，尤其要關注中小企業及個體商務的合作機會與能力建設，包括投融資服務、險防範協助以及社會責任監管等。

地方民營企業高水準參與中非合作，不僅推動了當地開放水準邁上新臺階，也促進了國家層面全面開放格局的加速形成。新發展階段，民營企業參與中非合作，通常集中于地方或基層層面，關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觸達雙方民眾日常，更容易增強雙方民眾的直接參與感和獲得感，為共築高水準中非合作夯實經濟基礎，厚植民心情誼。（盧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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