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41年，浙江省第五監獄醫務民警俞新芽是同事們眼中的“老黃牛”。幾十年來，他從在監外醫院做好民警職工、家屬和附近群眾的醫療服務，到轉入監內醫院為罪犯進監會診、急診搶救和手術治療，幾乎隨叫隨到，未曾出錯。“俞醫師什麼都好，就是內向，更像默默的‘老黃牛’了，你採訪他，估計要費大功夫。”一旁的民警告訴記者。

　　早上八點半，在會議室裏等了幾分鐘，記者見到了剛結束病房查房的俞新芽，推門而入的同時伴著一聲輕輕的“不好意思”。他一頭灰白髮，打理得很精神，走過來的步伐卻略顯跼踀，坐定後，他的身子又遠離記者側了側，緊接著雙手交握放在腿上，“記者好，我不知道該講什麼。”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要做這樣的人

　　話匣打開得很常規。1983年，俞新芽進入監外醫院工作，還是醫師助手的他站在一旁，看著醫師認真看診、仔細手術的樣子，“當時帶我的醫師姓尹，我想著我也得像他那樣。”

　　俞新芽的想法，用他的話講，只是想把這份工作做好。記者翻閱過他的資料，裏面寫道，在監外醫院工作的20多年，除了認真做好廣大民警職工、家屬和附近群眾的醫療服務外，他還多次半夜為發高燒的老人和小孩出診。此外，俞新芽還為監內罪犯會診、急診搶救和手術治療，曾多次夜間為罪犯實施闌尾切除術。

　　“那有讓你印象深刻的記憶嗎？”然而，當記者問起時，他只是不停轉著手指，臉還是側著，“好像也沒什麼。”

　　俞新芽只想起那時深夜的手術臺，手術器械消毒得用爐子，煤炭燒起來，墻上的時鐘被煙霧攏住。

　　睡不踏實的綠皮火車

　　2003年、2010年、2012年，俞新芽的記憶都和綠皮火車有關。晃晃悠悠的火車載著調遣的罪犯，他和另一個醫務民警負責全車廂罪犯和民警的醫療保障任務。俞新芽需要每天巡查10節車廂，為罪犯量體溫，測血壓，詢問病史。兩個醫務民警輪流值班，睡在車廂和車廂的間隔處。“輪到晚上值班，偶爾閉下眼睛也得記得把耳朵支起來。”

　　“家裏人擔心嗎？”

　　“這有什麼擔心的，都是工作。”俞新芽很愛把“這是工作”作為一切問題的回答。“火車真得很慢，但是等你來回把罪犯一個個巡查完，這一天時間過得也差不多了。”

　　他們沒什麼不一樣

　　2008年，俞新芽轉入監內醫院工作，診治的對象完全變成了罪犯，最明顯的區別就是訴求變多了。“肚子脹了，腰疼，喉嚨痛，都會來找我。”俞新芽坦言，這些都是小問題，對身體沒什麼影響，但是只要罪犯來看病，他都會耐心解答。

　　時間長了，罪犯都很喜歡找他看病，“俞主任在嗎？”“俞主任，你幫我看看，我這個情況沒事吧？”

　　“你還記得這些罪犯嗎？”

　　“幾乎不記得了，我也不會去多問罪犯的事。”這次，俞新芽照樣用“這是工作”來回答記者，他又轉了轉手指，似乎對自己不變的回答有點不好意思，“醫生就是治病救人，沒什麼區別的。”

　　但也有一個情況會讓他持續關注罪犯，那就是如果有罪犯病情嚴重，他不能像之前一樣告知本人或者告訴病人家屬。“這點很特殊，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你不能直接告訴這個罪犯他的真實情況。一開始我會告訴罪犯家屬，但大多數時候，家屬只能隔著電話關心下一步的治療，有些甚至直接放棄了。”

　　俞新芽選擇把結果留在自己和醫院這裡，更關注這些罪犯的狀態，積極跟進下一步治療方案。

　　40多年的從業生涯，俞新芽最有感觸的就是監獄醫療條件的不斷完善，“醫生、門診、護理，團隊的人越來越多，設施越來越專業。”

　　還有一年，俞新芽就要退休了。他還沒想好自己的退休計劃，他説，先把當下的工作做好。

　　記者手記：

　　採訪俞新芽的時間不長，一個多小時，但問題的密度卻很高，因為俞新芽給的反饋很少。採訪結束，他的同事驚訝地説，“你怎麼能和俞醫師聊這麼久？我們平常跟他能説上20分鐘都是奇跡了！”

　　大墻工匠有很多的定義，大多數時候，跳入腦海的是那些身有奇技的民警，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舞臺上各顯神通。可像俞新芽一樣的人，卻是監獄民警的大多數，他們把這當工作，卻又讓這份工作成為自己的生活。

　　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俞新芽未曾計較過得失，雙休日值班，積極頂班是他的常態，即使是當了門診部主任，那9年裏，春節排班的時候，他永遠把自己排在第一個。

　　這篇報道，讀起來或許是淡淡的，但平凡的人，做著平凡的事，盡職盡責的人生，也能泛起撫慰自己的漣漪。用俞新芽的話説，“該做的都做了，沒什麼遺憾就好。”

來源：中國網    | 撰稿：通訊員 俞可薇 趙家崢    | 責編：張逸彬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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