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于桃決定從學校辭職。去年8月，于桃入職江蘇一所鄉鎮的公立小學，成為一年級語文教師和班主任，僅僅過去2個學期，她就感到“受不了了”。

　　“學校幾乎每週都會讓班主任統計數據做一些表格，如統計學生戶籍、統計參保情況等，還有迎接檢查搞衛生，甚至社區和保險公司、銀行的活都丟給老師做。對於年輕教師，學校還要求按時完成論文、課堂筆記、心得、硬筆字練習等，這佔用了大量課外時間，也讓我很難有時間去提高教學能力。”于桃説，課外負累之重，讓她感到十分焦慮，幾乎處於崩潰邊緣，最終，她選擇了辭職。

　　于桃的經歷並非個例。來自北京、陜西、河南、安徽等地10位中小學教師近日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時均表示，在日常教學任務之外確實存在大量課外負累。有受訪教師無奈地説：“原本當老師只想教書育人，當了之後才發現，教書竟然成了佔比最小的那個環節。”

　　教學之外各種事務纏身，表格填不完材料寫不完

　　“我是教育學研究生畢業，從小就對當老師抱有很大的熱情。但是當了老師後才發現，一線教師真的特別辛苦。”在山東某公立小學擔任低年級語文老師的肖漫説，她每週上18節課，加上負責孩子們多個早讀、午餐、午練、課後延時等，工作日在校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長超過10個小時。

　　但對她而言，上課教學反而是最輕鬆的，課外工作壓力更大，“不定時突擊檢查衛生，不合格通報扣績效；上級領導視察、外單位參觀，忙接待、準備材料；市裏活動配合宣傳；重要會議和活動，學校所有老師都要上陣……”

　　在社交平臺上，記者以“教師課外任務”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像肖漫一樣吐槽課外負累重的中小學教師不勝枚舉。

　　陜西某中學初二班主任冰淼在成為一名老師之前，對教師行業的預期是：教書育人、工作氛圍簡單、有假期特別是寒暑假。然而，當了老師後她才發現，現實和預期背道而馳——假期經常被安排各種培訓；除教學任務外，學校還給老師安排了很多額外任務，包括各種公開課、賽教（指教師參加的各種與教育教學活動有關的比賽）、教案評選以及配合相關部門到學校開展宣傳等。

　　“這些工作都要求留痕，且與年底考評直接掛鉤，導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寫不完的材料。”冰淼細數道，僅今年開學以來，其就組織所在班級學生參加過手抄報比賽、班級文化建設評比等，幾乎每天都要在家長群裏發各種文件並收集反饋，如青少年科普知識競賽、青少年近視防控知識問答等。“課外事務量已經遠超教學任務，真是太可怕了！”

　　“一節非學科類公開課，和教學內容可以説毫無關係，就耗費了我一個半月精力，那段時間正常的課堂教學效果也變差了。”京津地區一名小學三年級班主任王莉説，為了參加區裏舉辦的某項公開展演比賽，校領導直接告訴她“教學工作可以放一放，先把比賽搞好”。“光是公開課的初稿，我就弄了不下10版，每天放學我都會被留下彙報進度，領導提出修改意見，那段時間我的精神壓力特別大。”

　　“初稿完成後，就是製作課件，前前後後又修改了5遍。課件弄好後，就要組織學生排練，臺詞、動作、小道具製作、PPT放映、外景視頻錄製……好不容易表演完了，領導又讓我寫一篇心得體會和大家交流，做一期相關公眾號，這事才塵埃落定。”王莉無奈説道，這種與教學無關的公開課，每學期都會有兩三節，再加上填不完的表格、應付不完的檢查，重心已經越來越偏向非教學任務，“能否給老師也減減負，讓我們專心教書”？

　　不堪壓力導致身心俱疲，很多老師哭過甚至辭職

　　“每天有4節到6節課，備課壓力很大，上完課還有課後延時服務，要比其他人在學校多待兩三個小時才能回家。”李萱是河北某小學五年級班主任，也是兩個班的語文和道法老師。讓她無奈的是，除教學任務，她還要承擔檢查學生宿舍、引導學生食堂有序打飯，參與文明班級評比、文明校園建設、防災減災、文明城市創建等活動，“我和同事們還上街去撿過煙頭、打掃衛生”。

　　“每天又累又睡不著，身體很乏，可一閉眼又想著第二天該怎麼上課，兩個班教學進度怎麼安排，想著想著，思維又跳躍到怎麼應付各種督查檢查上去了。不知道説什麼了，真的太累了。”李萱説。

　　繁重的課外任務，讓不少中小學教師直呼“身心俱疲”。

　　“感覺教書完全變成了老師的副業，無窮無盡的瑣事填滿了老師的工作生活，形式主義甚至讓教學都變得不再純粹務實。”于桃説，“本來班主任工作就很繁重了，課時量也很大，我教語文的同時學校還安排我教勞動、書法、道法，身體、情緒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問題。”

　　壓力有時還來自一些家長。讓于桃印象深刻是，一次放學，一名學生被其媽媽接走了，來接孩子的爸爸不知情，以老師弄丟了孩子為由，大聲辱罵了于桃很久。而她就此事向校方反映時，只換來一句，“下次把孩子看好”。

　　冰淼告訴記者，各種繁雜事務堆積下，她及身邊不少同事都不堪重負，辦公室裏十幾名老師基本因壓力大而哭過，學校近幾年有多位青年教師因忍受不了課外負累重而選擇辭職。

　　“現在非常不快樂。”入職5年多，現任河南某小學主科教師兼班主任的莫默告訴記者，其最初在鄉鎮小學教書時感覺工作非常快樂，基本只專注于教學本身，但幾年前調到市區學校工作後，她發現“一切都變了，老師在教學之外竟然還要應對那麼多課外事務”。

　　“形式主義嚴重，各種活動、常規檢查要求多，遇到領導檢查，還會影響到正常上課，要帶著學生去打掃衛生。這些情況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離，有段時間我回到家經常崩潰大哭。”莫默説，怎麼才能遮罩那些校外的任務，讓老師安心上課呢？

　　承擔職責任務愈發寬泛，降低職業認同感幸福感

　　在多位業內專家看來，中小學教師課外負累過重問題其實早有端倪，教育界、學術界近年來一直在關注和呼籲，但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值得深思。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説，根據對我國河南、山東、廣東、湖南等31省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情況調查發現，中小學教師每週實際工作時間平均為54.5小時，遠超勞動法“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規定。而工作總時長中有約四分之三的時間被非教學任務佔據。開會、填寫各類報表、家校溝通、迎檢工作、社會性事務、學校管理、各類App打卡等非教學任務大量佔用教師工作時間和精力。

　　“這一現象與長久以來教育所承載的功能越來越多息息相關，課外負累過重不僅導致教師投入備課和教學的時間和精力銳減，教師教學品質下降，學校教學秩序混亂，而且降低職業認同感和幸福感，阻礙教師發展，甚至可能導致個別教師採取極端行為，産生不良社會影響。”姚金菊説。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法律與研究院副院長蔡海龍認為，這一現象實際上反映了對教師的使用管理與其本身專業人員身份之間存在不匹配。現行教師法將教師的身份規定為“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而在實踐中，隨著人們對教育的期待越來越高、越來越多，學校和教師被要求承擔越來越寬泛的職責任務。特別是那些明顯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攤派任務，因其與教師作為專業人員身份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很容易讓教師産生“課外負累過重”的感覺。

　　姚金菊指出，當下教師的負擔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與課業完全無關的行政任務，二是與課業相關的特殊任務，二者應區分而論。

　　“與課業完全無關的行政任務包括迎檢工作、流於形式的教研活動、培訓活動等，大部分此類任務並非出於教書育人和教師發展的目的，而是來自上級的硬性要求，多流於形式主義。”姚金菊説，針對此類任務，應嚴格落實“減負清單”，明確哪些工作是需要校長做的、哪些是需要班主任做的、哪些是需要專任教師做的、哪些是需要學校職員做的，以及哪些是需要拒于校門之外的。

　　而與課業相關的特殊任務包括實驗課程反覆錄製、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教案評選等。嚴格意義上，此類任務可以歸為教育教學輔助任務，任務中蘊含著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對教師教育教學工作的評價和要求，教師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可以提高其教學水準，從而提高教學品質。應正視此類任務，發揮正向功能，在任務過程中不斷反思完善，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學水準和能力。

　　呼籲為中小學教師減負，杜絕非教學指令性任務

　　“身為一名高三班主任，在最關鍵的時候，每天考慮的不是如何幫助學生提高學習成績，而是要想著怎麼完成學校佈置的各種課外任務，這叫什麼事兒！”談到課外負累，安徽省某中學高三教師曲平就氣不打一處來。

　　“除了正常的教學任務外，各種宣傳活動、各種軟體註冊、各種表格填寫，都需要老師配合、參與乃至準備課件。一些與教學無關的填報工作，老師要和家長聯繫溝通，有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裏就爺爺奶奶，不會填，老師還要指導，搞得大家都很煩。”曲平抱怨道，“這樣老師們怎麼做好本職工作？簡直本末倒置了。”

　　在受訪的所有中小學教師中，北京某中學英語教師洛溪是唯一表示“雖然學校安排了一些課外任務，但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我們學校有專門的媒體辦公室，不用做教學任務，學校的會議材料、公眾號文章都由他們負責。”洛溪説，學校人員架構完善、分工明確、領導有擔當，為一線教師分擔了不少課外壓力，但總有一些任務是避不過的。“最開始，我也有過壓力大整宿睡不著的情況，做老師嘛，自我調節，慢慢進步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家已關注到中小學教師減負的問題。2019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佈《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干意見》，將中小學教師減負改革納入整治形式主義專項工作，對影響教師教育教學的督查檢查評比考核事項進行集中清理，並要求省級黨委和政府列出具體“減負清單”，減少教師非教學任務。

　　2022年，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發佈《關於禁止向學校攤派與教育教學無關的“漲粉”“評比”“推銷”等指令性任務的通知》，以遏制形式主義向學校轉移趨勢。多地還出臺了教師減負清單等措施。

　　但減負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實現。今年3月發佈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60.3%的受訪教師認為課後服務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訪教師呼籲減輕非教學負擔。

　　有5年小學班主任工作經歷的莫默直言：相關措施出臺後，一些學校只是“做做樣子”，各種會議研討、動員、無意義的創新教學方式仍紛至遝來，還要各種拍照留痕説明，負擔一點沒有減輕。

　　面對網上討論，一名中學教師在社交平臺上如是寫道：“老師什麼時候才能專注教書育人？”

　　（文中受訪教師均為化名）

來源：法治日報    | 撰稿：辛文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新聞投稿：184042016@qq.com    新聞熱線：135 8189 2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