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40多天的籌備,曉東和筱雅的婚禮10月2日在甘肅省慶陽市圓滿禮成。曉東向岳父母求娶筱雅的聘禮包括“三金一鑽”,即1隻古法實心金手鐲、1條四葉草金項鍊、1對金耳墜、1枚30分鑽戒,以及16.8萬元彩禮現金。
站在鮮花和氣球中間,面對賓客的祝賀,這對新人內心其實有點苦澀。
訂婚前商定彩禮時,筱雅父母提的要求是“三金一鑽”外加18.8萬元現金,曉東父母感到無法接受。幾番“討價還價”,雙方家長心裏都不痛快,婚事差點“黃了”。在媒人的“説和”下,彩禮最終定在了16.8萬元。婆家經濟並不富裕,這筆彩禮對他們來説是沉重的負擔,也給小兩口的婚後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筱雅對此卻無可奈何,感嘆:“我的婚姻大事,是由父母和媒人商定的。”
今年2月13日發佈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範,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幹部帶頭示範,紮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是中央一號文件5年內第四次點名高價彩禮問題。各省份也在群策群力,比如規定彩禮限額標準、提倡零彩禮等,並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國多地抵制高價彩禮陋習、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同時,由於世俗觀念的影響,以及一些職業媒人的推波助瀾,仍有不少青年與筱雅他們一樣,對自己的婚嫁彩禮問題缺少話語權。
“感覺媒人在‘帶節奏’,説一些誘導我父母的話”
筱雅自認為是“獨立女性”,近兩年用攢下的幾萬元與小姐妹合夥經營一家美容店,做美甲、美睫、面部護理,積攢了些穩定客源,每月刨去開支凈收入6000多元,租住在一間公寓房,買了代步車。
她和曉東是在一次朋友聚會上認識的。曉東的職業是房屋仲介,年收入與筱雅差不多。去年他倆用自己的積蓄加上父母的幫襯,按揭購買了一套新房。曉東父母請托當地小有名氣的職業媒人王璽,聯繫筱雅父母提親。二老覺得曉東做人做事踏實穩重,同意了這門親事。
眼看婚事“有戲”,媒人王璽開始多次向筱雅父母建議多要彩禮,還説經他介紹成婚的年輕人,彩禮都在15-25萬元,“你姑娘優秀,是個創業小老闆,事業前景好,養個女兒不容易,彩禮要跟著風俗行情走”。
“感覺媒人在‘帶節奏’,説一些誘導我父母的話。”筱雅曾勸説父母,“別要太多,曉東家也不容易,正在供曉東弟弟上大學”。但父母更願意聽從媒人的建議,還提醒女兒:“婚姻大事上不要‘戀愛腦’,能拿出多少彩禮,代表著曉東家有多大誠意。”
在王璽的勸説下,這樁婚事的彩禮最終定在16.8萬元。訂婚那天的最後一項儀式是“謝媒”。曉東和筱雅的父母分別拿出2000元“謝媒錢”給了王璽。宴席臨近結束,王璽特意對著雙方家長“將醜話説在前面”:“倘若兩個年輕人悔婚、閃離,涉及錢財的事,別來找我。”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婚嫁彩禮問題上,我並不‘自主’。”筱雅説,小城市的人注重傳統婚嫁習俗,普遍比較重視彩禮,“有的職業媒人就在彩禮上動心思,煽動女方家庭哄抬價碼、從中抽成賺錢”。
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27歲的趙夢琪今年5月和初中同學王罡結婚了,在彩禮問題上,她也感到比較無奈。春節訂婚前,當趙夢琪説出“零彩禮或象徵性收一點”的想法時,父母堅決反對,“聊了三四次,也沒能統一意見”。
和一些同齡已婚女性朋友交流時,趙夢琪了解到,一些人嫁女兒時,或為了攀比、爭“面子”,或受到環境壓力和媒人“帶節奏”,會提出大額彩禮要求。但男方家庭除承擔買房和裝修開支外,還需負擔十幾萬甚至20多萬元的彩禮,壓力非常大。
“説媒酬勞根據雙方最終的彩禮來算”
在筱雅的農村老家,大部分職業媒人是無業群眾。他們收集掌握著幾十或上百名適婚男女青年的個人資訊,包括農曆出生日期、身高、學歷、職業與收入、家庭住址、家庭成員基本情況、有無房和車、擇偶需求。“這些資訊都記在本子上,有些是本人或家長主動聯繫告知的,有些是自己平時打聽到的。”職業媒人王璽説。
王璽給人介紹對象有七八年了。起初,有人找他幫忙給孩子打聽合適的對象,他陸續介紹成功過幾對新人,還收到過皮鞋、煙酒等謝媒禮。後來,問的人多了,他便覺得這是個營生,索性每到鄉鎮的趕集日,就端個小板凳找個人多熱鬧的地方守著,等別人找他介紹對象。一同守候的,不止他一個媒人。時間久了,當地人管媒人聚集的地方叫“人市”。
在甘肅慶陽,群眾戲稱媒人説親是個“跑斷腿、説破嘴”的辛苦差事,有個風俗是:説定婚事後,雙方家長要贈送皮鞋作為答謝。近些年,人們生活條件好了,將送皮鞋改為送現金,抑或二者皆送。為賺取謝媒禮,一些職業媒人慫恿女方家長索要大額彩禮及服裝購置費、上車費、改口費等,從中抽成10%甚至更多。在臨近的陜西省一些地區,彩禮還包括“離娘錢”“菜水錢”等各種名目的收費項目。
“職業媒人的業務有淡旺季。”王璽説,春節前年輕人返鄉時段最忙。有時,説一個媒,一天要跑兩個地方,上午介紹男女雙方見面,下午帶他們“看家”(到雙方家中了解家庭居住環境——記者注)。
王璽的説媒過程,從互推聯繫方式、約線下見面,到提親、訂婚,快則半月、慢則一個月,原則就是最多約3次見面,互相沒好感就重新介紹。“年輕人返鄉時間緊張,一般往兩邊跑三四趟就能‘説成’。能不能‘説成’,關鍵就是談彩禮。”
“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最終要回鄉生活,更願意在家鄉找對象。”年輕人閒時喜歡看短視頻,王璽就把説媒業務轉戰到網路上,白天將待婚男女青年個人資訊等內容發在短視頻平臺上,還會發一些介紹成功的年輕人訂婚、結婚的視頻,畫面裏有一摞摞的彩禮鈔票、琳瑯滿目的陪嫁物品,還有“謝媒”業績,標注“有意者加微信私聊”;晚上就開直播安排年輕人線上見面。
這些業務並非免費。王璽説,現在年輕人的戀愛擇偶觀念更多元化,對外貌形象、工作收入、房子車子等條件都有不同的心理預期,幫他們找到心儀的人,需要花時間和精力,“説媒酬勞根據雙方最終的彩禮來算”。
在筱雅生活的縣域,一些年輕人不願意婚後居住在農村,傾向於要求男方在縣城或市區買房。男方家庭婚前買房,全款加裝修費用近100萬元,如果辦商業貸款,首付款加裝修費最少也得近40萬元。倘若家中有兩三個兒子,經濟負擔“重如山”。“媒人談彩禮的出發點,更多考慮的是婚俗和利益,而不考慮這些家庭的現實經濟狀況。”筱雅説。
趙夢琪平時比較關注社會熱點。在一些常用的短視頻平臺,她也發現,同城頻道用戶中活躍著很多職業媒人。有人自稱自媒體從業者轉型,有人挂出了婚介實體店名稱和地址。除單身男女青年婚介資訊外,發佈的內容還包括“沒房沒車沒存款,即使再老實可靠,也沒有女生願意嫁給你”“二婚怎麼談彩禮”“想閃婚的私信聊”等。
“這些言論,明顯與當下倡導的婚戀文明新風相悖。”趙夢琪説。
婚姻被高額彩禮裹挾,會使女性婚姻自主權受到侵害
趙夢琪的母親劉萍祖籍在甘肅東部一座縣城。劉萍説,20世紀,在陜甘寧三省交界的一些縣(區),年輕人舉辦訂婚或結婚儀式時,會現場展陳女青年手工縫製的被褥、布鞋和鞋墊、刺繡枕套、門簾、香包挂件等。這些物件被稱為“陪紡”。“陪紡”越多、針線活兒做得越好,越能説明女青年心靈手巧、具備較好的生活技能。
進入21世紀後,人們的物質生活日漸向好,展陳的物品發生了變化。
“‘陪紡’依然有,但人們開始認為,就算再多,也並不值錢。”劉萍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説,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示男方贈予女方的彩禮現金、首飾、服裝鞋包、品牌護膚化粧品等,以及女方家長贈予的陪嫁車、家電、名錶等貴重物品。
趙夢琪曾在參加的婚禮儀式上見到,有人為女兒辦出閣宴時,將陪嫁物品清單以紅榜的形式張貼在宴會現場醒目處,或將嶄新的甚至還沒掛牌的陪嫁車開到宴會現場,供賓客了解觀賞。有人找貨車將陪嫁的大型家電運到宴會現場,實在不好搬運的,就將外包裝空紙殼擺在現場顯眼處。也有的女方家庭會展示兩把陪嫁鑰匙:房鑰匙、車鑰匙。
“小城市是個‘熟人社會’,人都有從眾心理,會跟風效倣這些做法。一旦流行起來,想破規矩不容易。”趙夢琪説,在攀比、爭“面子”的心態下,女方家庭會提高彩禮金額要求。比如,誰家的女孩考上了研究生或端上了“鐵飯碗”,談彩禮時,媒人會建議女方家長:“農村沒上過大學的女孩出嫁彩禮,還有二婚的,都十五六萬元,甚至20多萬元,咱們不能比這些低。”
00後李愛媛從小生活在陜西省靖邊縣一個農村家庭,目前單身。她常聽長輩説“花了那麼多精力和錢養大的女兒,嫁了人就是婆家的人了,不多要點兒(彩禮),不是虧了嘛”“彩禮給得多,對方不敢輕易怠慢咱”。
她和同村出嫁了的姐姐們交流得知,因為高額彩禮,有的男青年借錢、刷信用卡甚至借網貸結婚,婚後又因經濟壓力産生家庭矛盾;有人舉全家之力買房裝修後,積蓄所剩無幾,拿不出20多萬元的彩禮,選擇放棄感情、另覓良緣;也有的女青年會積極向家人爭取降低彩禮要求。
“當下的年輕女性既要遵從傳統婚俗觀念,又要響應婚戀新風,需要正面應對彩禮問題。”李愛媛説,婚姻被高額彩禮裹挾,會使女性婚姻自主權受到侵害。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海鷹提交了關於治理高價彩禮的提案。她建議,指導基層自治組織對婚嫁彩禮明確約束性標準,並將“限高”規定寫入村規民約;發揮紅白理事會和鄉賢作用,引導村民執行村規民約、紅白理事會章程;制定“媒婆公約”,杜絕收受高額回扣;緊抓重點人群,將婚喪嫁娶情況納入對黨員幹部的考核述評、晉級晉職、監督管理,實行承諾報備制度。
甘肅省鎮原縣一名鄉政府幹部表示,按規定,婚介機構由民政部門審批登記、監督管理,但平時在當地農村參加年輕人婚禮時發現,民間仍活躍著一些無註冊、無登記、“脫管”的媒人,其中不乏哄抬彩禮、賺取高額抽成者,還有媒人活躍在短視頻平臺上,“建議民政部門摸清這類人員的數量和情況,從嚴管理”。(文中採訪對象均為化名)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 | 撰稿:辛文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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