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羅衛東是回老家過的。他的老家位於浙江省淳安縣威坪鎮一個偏遠小山村，有一個好聽的名字，流湘村，也是千島湖的源頭，四面環山，頗有幾分世外桃源的意境。回家鄉過年的幾天裏，他拜訪年少時的恩師，砍了三天柴，修繕了老屋，重走了當年外出求學時走過的山路。

羅衛東

　　那條山路荒廢已久，荊棘叢生，羅衛東背著一把柴刀，一邊走一邊揮刀，披荊斬棘，在荒蕪的山路中攀至山頂，一路上他思緒萬千，腦海中不斷回放著當年上大學離開山村時的場景——

　　那天淩晨，天光未見，幾乎全村的鄉親都舉著火把在後面送我。我被簇擁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翻山越嶺。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我走到山頂，轉過身子，俯瞰村子時，眼裏所看到的那驚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長龍在緩慢移動……

　　羅衛東記得很清楚，那天是1978年10月13日，15歲的他離開家鄉前往杭州大學報道——他是流湘村第一個大學生——全村人幾乎集體出動，在未亮的天光裏，舉著火把為他送行。此後經年，不論做什麼工作、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只要想到家鄉的山山水水和父老鄉親，他就心生無窮力量和溫柔。

　　這位15歲考上大學的少年，29歲晉陞副教授，34歲晉陞教授，46歲擔任浙江大學副校長，現任浙大城市學院校長，是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也是民盟中央委員、浙江省委員會副主委，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院長兼任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繁多的社會職務、忙碌的行政工作，並未影響他在學術、育人上的探索與深潛。他是校長，是學者，同時也是極具人文情懷的教育家。

　　學海逆遊 從經濟學研究轉向哲學研究

　　1982年，羅衛東從杭州大學（後併入浙江大學）畢業，因為成績優異留校任教。不到二十歲的他成為了一名大學老師。教師職業可謂家族傳承，羅衛東的父親在解放前就是一名教書先生，翻開家譜，再往前追溯至六代，代代都是教書人。

　　1963年出生的羅衛東，兩歲多就開始認字，學習成績一路優異，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正在上高二的他被學校選拔進入考場練兵。1978年正式參加高考，杭州大學政治係錄取了他。“我的第一志願是文學系，可惜因為語文成績不如政治，就被政治係錄取了。”羅衛東回憶道，“那一年，浙江省語文考試的作文題目是《路》，15歲的我對人生道路還沒有那麼多的思考，作文自然拿不到高分。”

　　恢復高考是中國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一個歷史起點。77、78級考生也成為時代轉折的重要符號，更是不可複製的一代。這兩級學生的年齡跨度非常大。1966年至1978年的13屆高中生，都有可能匯聚在同一個教室，成為四年同窗，羅衛東是班裏年齡最小的，個頭也沒長起來，走到校園，常常會被人誤解是小孩，班裏年齡最大的同學比他大21歲，羅衛東和他關係很好，經常一起出出進進，以至於總被人誤會為父子關係。這戲劇性的場景也是全國77、78級的縮影。羅衛東也在年齡、經歷相差迥異的同學身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形態，無形中擴充了對生命多層次的理解。

　　在大學四年間，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學校風氣活躍，在大山里長大的羅衛東大量閱讀文史哲，小説、詩歌乃至美術史都有涉獵，《馬恩全集》《列寧全集》《資本論》等經典作品也都開始深入閱讀。同樣，這也是那一代大學生的縮影。人們如饑似渴，仿佛要把失去的光陰補回來。也因此，“82屆”走出了很多社會棟樑之才，時代曾經耽誤過他們，時代也給了他們機遇和青睞，他們以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回報這份機遇和青睞。

　　這份情懷在羅衛東身上如此明顯，一如他所言，“整個社會發展是一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我們有時可以做一個搭社會便車的人，但是不能總搭車，要想著去做一些什麼。”他還説，“要行動，不要躺平。”從他給歷年新生的開學典禮和畢業致辭中都能感受到他一顆熱氣騰騰的心，他寄語年輕人要立鴻鵠志，涵育家國情懷。他認為大學要培養的是有使命感的“人”，是克己奉公、為國盡忠的人。

　　創立於1897年的求是書院，為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新式高等學校之一，幾度易名幾度停辦，1928年演變為“國立浙江大學”，1936年竺可楨就任大學校長，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一路西遷的艱辛困苦之中，學術成就斐然，國立浙江大學也因此有了“東方康橋”的美譽。解放後，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幾個院校整合，浙大被拆分，其中留在杭州部分的師範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與之江大學的文學院、理學院等組建成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更名杭州大學。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杭州大學于1998年與浙江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併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學。

　　從杭大到浙大，求是精神始終是不變的內核。從初入大學的懵懂少年到留校當老師，再至行政崗位的歷練，羅衛東始終謹記老校長竺可楨當年對國立浙大學子們的諄諄寄語：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習慣，而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肯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

　　羅衛東就讀的政治係，在他入學兩年後分化為經濟係和哲學系。這在某種程度上仿佛也暗合他的學術研究路線。上大三時，他迷上了學術研究，積累了數百張資料卡片和大量數據，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寫了一篇萬字學術論文並成功發表在《管理者》雜誌上，拿到當時可資為鉅款的18元稿費和散發著墨香的書，巨大的幸福感讓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學術研究生活魅力和樂趣，這次來自外界的肯定也堅定了他未來孜孜不倦的學術道路，即便是三十歲之後行政工作越來越繁重，他也從未懈怠過學術研究。他先後在《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等雜誌發表各類文章和課題報告百餘篇；出版《比較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反通貨膨脹的國際比較》《比較經濟體制分析》《浙江現代化道路研究》《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等多部學術著作，組織譯校了《走向統一的社會科學》《人類的趨社會性》《經濟增長理論史：從大衛·休謨至今》等多部學術著作；獲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一項（合作），獲浙江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項（合作）、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項（合作）、浙江省科技進步二等獎一項（合作），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項（獨著）、三等獎兩項（合作）……

　　而羅衛東最享受的還是當老師，直接和學生面對面傳道受業解惑交流。走上行政崗位，自主時間不斷被擠壓，教授的課程在慢慢減少，但他始終不願意放棄與本科生直接交流的機會。擔任浙大城市學院校長後，他依然每學年給本科生開課。自從1982年留校擔任教師到2022年，除了其間短暫的一年左右出國合作研究，他幾乎不間斷地教了40年本科課程。

　　這兩年他主講的課程集中到了兩門：《發展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課程安排後，就仿佛與學生之間簽訂了契約，不能隨意更改。因為他白天日程太忙，他就把課程安排到了晚上或是週末。想做的事情不論怎樣困難，一定是能夠做成的。偶爾他會根據需要講一講《經濟學基本文獻選讀》和《經濟學主要流派》。

　　羅衛東最初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馬克思經濟理論、比較經濟體制分析以及發展經濟學等領域，在2000年前後轉向思想史特別是亞當·斯密倫理思想研究。在外人看來，從熱門的經濟學轉向相對冷門的哲學思想研究，似乎是學海逆遊，但他卻在此間的轉向中找到了更為深邃的精神共鳴與靈魂震顫。

　　他在經濟思想史方面的探索，原初的動力來自於一些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對轉型社會和國家前途的深刻關切是推動我深入到歷史內部去考察的主要激勵。現實生活與理論探索的深刻互動，成為我們這代人較為充實的精神世界得以形成的根源。”他曾經這樣説。而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近代商業社會已成氣候，道德情感淪喪的危機迫近的産業革命時代到來之後，他們一直面臨著商業精神與道德情感之間的緊張衝突所帶來的恐懼、焦慮，一直在尋求平衡兩種力量的辦法。這與當下人們所處的時代又有某種相似之處。羅衛東説，“當我們不滿足於邊沁、穆勒等人開創的功利主義思想的淺薄，也難以對空靈卓絕的康得責任倫理和絕對命令産生內心的深刻認同之時，我們不妨關注一下亞當·斯密的這個道德哲學體系帶給我們的啟示。”

　　他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研讀並組織博士生讀書會，邊研讀邊重新翻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因為日語水準的優勢，他較為充分地運用世界上研究斯密最為先進的日本學者的成果。對斯密英文的原著、兩個中文譯本和2003年最新的日文譯本進行對照，通過這樣四個文本的彼此參照來對斯密想要表達的觀點進行考訂。

　　基於對亞當·斯密的研究，他寫了一本專著《情感 秩序 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在某種意義上看，《國富論》只是基於《道德情操論》的一個具體應用。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國富論》，就必須了解《道德情操論》。而且，《道德情操論》的結構在我看來是亞當·斯密作品中最為嚴謹的。從同情共感開始，到正義和秩序，再講到良心，最後討論德性。一步步展開，層次是非常清楚的。”羅衛東説。

　　羅衛東始終堅信，回到經濟思想的源頭，會使我們對某些當代的問題看得更清楚。“如果，某一個人在翻了幾頁以後知道斯密原來還曾經思考過某些很讓今天的經濟學家感到陌生的問題，為此而有所驚奇或者有點進一步思考的意向，就已經很讓我感動了。”

羅衛東（右二）與學生在一起

　　《情感 秩序 美德》一書獲得了諸多研究亞當·斯密學者的肯定，也獲得了教育部第五屆高等學校可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來自外界的肯定固然讓他開心，但對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及其關係的縱深研究，也讓他體驗到了“知識考古”的巨大樂趣。

　　由亞當·斯密的研究，羅衛東自然而然地把關注的視野投向了更加廣闊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開始組織學者譯介哈奇遜、休謨、弗格森、裏德、斯圖爾特等代表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重要作品。這些作品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第一次被譯成中文。

　　求是文脈延綿下的浙大城市學院發展

　　浙大城市學院是一所經國家教育部批准，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全日制公辦普通高等學校。其前身為創建於1999年的浙江大學城市學院。2020年6月，杭州市人民政府與浙江大學簽署合作協議，超常規支援浙大城市學院十年創百強跨越發展。時任浙江大學副校長的羅衛東接受任命，成為浙大城市學院轉公後的首任校長。從杭州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到杭大合併至浙江大學學術研究和行政管理兩肩挑，再至浙大城市學院成為一校之長，羅衛東始終唸唸不忘的是八十多年前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的諄諄教誨。

　　在與大學新生學子的分享中，他説：我請你們回想一下學校圖書館報到大廳正面墻上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兩個問題：“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需問一問，第一，來浙大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

　　他更是多次分享竺可楨老校長在1936年9月的開學典禮中的講話：“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至於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誠’、‘勤’兩字來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書院和高等學堂，學風一脈相傳。學生不浮誇，做事很勤懇，在社會上的聲譽亦很好。有的學校校舍很好，可是畢業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質的享受，待遇低一點便不願做，房屋陋一點便不願意住。浙大的畢業生便無此習慣，校外的人，碰見了，總是稱讚浙大的風氣樸實。這種風氣，希望諸位把它保持。”

　　羅衛東説，竺校長的諄諄教誨，到今天不僅沒有過時，反而日漸有針對性。各位是浙大城市學院的學生，身上融入的是“求是”的文脈，務必謹記老校長多年前的教誨，才不愧為是浙大系的學子。

　　他同時以現在的浙大城市學院而自豪——城市學院成功轉設公辦大學，走上了爭創百強高校的快車道；學校氛圍昂揚，積極變革，成立全國首個獨立運作的國土空間規劃學院、全省首個國際文化旅遊學院、全省唯一考古學系；轉公辦學次年就獲批碩士學位授予單位；推進科教創新綜合體改革成果顯著，城市大腦研究院、中國幸福城市杭州研究中心等重量級科學研究平臺在學校落地生根，省重點實驗室實現零的突破……種種成就，每每念及此，喜悅與自豪溢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花落浙大城市學院的幸福城市研究院在短短兩年間在制度創新、理論研究、學術發展、社會發展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果，一大批著名科學家、知名學者全職加盟。

　　他不厭其煩地給學生們説，“大學的功能，説一千道一萬，就是讓每個學生都能夠找到真正的自己，而不是渾渾噩噩、隨波逐流地過完一輩子。所謂成人、立人、樹人，含義有很多解讀，本質上就是讓學生發現並造就真正的自己。”

　　他告訴大學生要在大學鑄就人生堅實的底座，要做有眼界的人，有格局的人，有真本領的人，有行動力的人。他抓住一切機會給學生們説讀書的重要性，要讀書，還要讀硬書。“硬書，就是你作為獨立自主自強的人，必須準備的基礎設施，是硬資産，是通用資産。硬書，一旦看懂了，吸收了，轉化了，就會成為你思想進步的主引擎，人生旅途的指南針，安身立命的堅實基礎。”

　　羅衛東認為，大學的根本職責是樹人，不能舍本逐末，“我們的大學，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培養高水準的人才，為民族、為國家、為社會、為世界培養具有高尚情懷和卓越能力的人才。”羅衛東説，“大學的功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拓展，從早期的養育人才，到後來的科學研究，再到社會服務，其辦學內容和工作空間都在不斷拓展，這是大學與時俱進的表現。但，大學之本，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然是培養高水準的學生，這是任何其他的機構所無法替代無法履行的職責。大學校長的職責就是為培養好學生創造一切應有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延攬名師、留住名師，為他們教書育人提供盡可能好的條件。”

　　古典情懷落地，政協委員建言獻策

　　羅衛東是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提交相關政協提案，認真參與相關社會調查，積極參政履職，建言資政。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他圍繞數字化改革助力“兩個先行”、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雙減”與教育公平等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參與界別小組討論並撰寫提案。截至2022年底，羅衛東共提交143篇社情民意資訊，14篇被全國政協採用，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作為民盟成員，他結合自己的專業和職業特點，積極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為老百姓發聲。

　　今年是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羅衛東依然持續關注大學教育，關注應用型大學的建設。他注意到，中共二十大報告特別提到了人才、教育和創新這三者的聯動關係，“在歷次黨的報告中，這是第一次把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論述。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國家的整體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非常強烈地依賴於科技進步和教育發展，我們國家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科技革命帶來的新前景、機遇和挑戰，要求我們在教育和科技層面對人才的培養鏈、學科鏈、創新鏈進行耦合，從而使其能夠真正地配合産業發展和經濟增長。”

羅衛東（右一）與同行交流

　　羅衛東説，“依賴政府投入單一資源和非市場化競爭環境下，大學辦學體制機制活力不足，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特色不鮮明、學科壁壘條塊分割問題長期存在。大學自身需要激發主動適應國家戰略需求和社會轉型發展的內生變革動力。履行大學使命，培養高素質應用型、複合型、創新型人才，呼喚著高等教育的創新發展，呼喚著大學構建更加開放多元的高水準人才培養體系。”這也是他始終關注並深入思考的課題。

　　在大量的學術研究和繁忙的行政工作之餘，羅衛東還筆耕不輟，寫了大量的散文、隨筆、讀書筆記。他有一個微信公眾號“來英書院”，分別取自父母名諱中的一個字，以茲紀念。羅衛東認為，永恒的生命意識來自於社會的歷史性合作。他為自己一生為之努力的志業所付出的艱辛與勞作甘之如飴。他幾乎沒有休閒的時刻，一有空閒就啃大部頭的書，他享受腦力激蕩，頭腦風暴的時刻。唯一的放鬆是每週固定打一次籃球，在球場上痛快淋漓地奔跑出汗，有了好身體才能繼續做想做的事。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價值與使命，想為國家培養出更多可用之才。

　　今年春節，他把自己的一萬餘冊藏書從杭州的家裏搬到了流湘村，還有三四萬冊，他説等空閒時再慢慢搬運。他計劃在退休之後，在村裏辦一個鄉村圖書館，方便村民們讀書，遠道而來的朋友們也可以在書館讀書聊天，“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否？”如此清明，如此愜意。

來源：中國網    | 撰稿：《中華兒女》雜誌 王海珍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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