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問世”，到“隱退”，再到“重出江湖”，曾流行于棚改高峰期的房票重回大眾視野。

　　1月5日，廣州市荔灣區土地開發中心在石圍塘徵拆現場開出全市第一張房票，廣州探索房票制工作邁出實質性的第一步。前一天，《廣州市房票安置實施方案》經市政府審議通過，由此，廣州正式成為國內首個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機制的一線城市。

　　房票，這一頗具年代感的詞彙，為何在廣州重出江湖？那些已推出房票安置政策的城市如何了？當下，其他一線城市會跟進嗎？

　　房票安置符合三方利益

　　什麼是房票？它指被徵收人房屋安置補償權益貨幣量化後，徵收人出具給被徵收人購置房屋的結算憑證。

　　説白了，這就相當於一張票據，功能與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糧票、布票差不多。區別在於，糧票是物資短缺年代發放的一種購糧憑證，而房票是補償拆遷戶的購房憑證。

　　一線城市中，廣州率先探索房票安置，這背後有何深意？

　　202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這是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推動城市高品質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

　　3個月之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大對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援，積極創新改造模式，鼓勵和支援民間資本參與。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廣州探索房票安置的意義不言而喻。

　　廣東省規劃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在接受潮新聞記者採訪時説，城中村改造一直是超大特大城市高品質發展亟待破解的難題。經過多年努力，廣州“舊改”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面臨的挑戰還是不小，“城中村改造必須要創新改造模式，不能隨意增加容積率，這是推出房票安置政策的重要原因。”

　　廣州是中國城中村數量最多的一線城市之一，高樓大廈的縫隙間穿插著密密麻麻的“老破小”。據不完全統計，當地共有約300座城中村，容納了500多萬的外來人口。這個數量相當於一個中型地級城市的人口。

　　這些城中村分佈在天河、海珠和越秀等幾個老城區，都是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地段。試想一下，如果全部就地安置，就要提高容積率，導致區域規劃、公共服務設施等承載壓力過大，後續會引發一系列“城市病”。

　　鋻於此，房票安置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2023年10月，第四屆廣州市規劃委員會地區規劃專業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廣州市城市更新專項規劃（2021-2035年）》和《廣州市城中村改造專項規劃（2021-2035年）》。這兩份規劃提到：“優化成本核算與徵拆標準，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機制，拓寬城中村改造資金支援渠道等策略，破解城中村改造難題，提升改造效率”。

　　李宇嘉認為，房票安置符合三方利益——

　　政府方面，降低回遷用地安置需求，實現集約節約用地，縮短城中村改造週期，提升城中村改造效率。另外，可節省安置臨遷費，減輕財政資金壓力；

　　開發商方面，房票會釋放出巨大的購房需求，對新房庫存去化會有一定帶動作用；

　　村民方面，除了房子和現金補償之外，又增加了一個選項。以前安置房搖號分配，村民幾乎沒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房。如今，房票安置可以讓村民擁有更多房屋居住自主權。

　　用過房票的城市如何了

　　其實，房票並不是新鮮事物。

　　從2005年開始，我國部分城市就嘗試給拆遷戶發過房票；2015年，棚改貨幣化浪潮之下，很多城市跟進推廣；到2018年棚改退潮，房票也隨之“隱退”。

　　這樣算下來，我國探索房票安置機制已近20年。

　　據中指研究院監測，目前已有超40個二三線城市推出房票安置政策，比如，鄭州、南京、南昌、廈門、貴陽、無錫和義烏等。

　　效果如何？

　　先看看鄭州和南京的情況。這兩座城市都是2022年開始推行房票的，前者是6月份，後者是8月份，相差不到兩個月。新政實施之後，兩地2022年6月至12月商品住宅銷售面積沒有發生明顯增長，到2023年年初，才有所好轉。

　　這在某種程度上説明，房票安置制度對於活躍樓市不會立馬奏效。相比2015年到2017年，棚改對樓市起到的助推作用，房票安置政策或很難達到彼時的效果。

　　再來看看義烏的情況。

　　2016年，義烏在城市有機更新中，除回遷和現金外，又增加了房票。剛開始效果還不錯。“最初，選現金的人最多；後來，大家逐步接受房票。”義烏市建設局相關負責人説。

　　然而到2019年，第二輪城市有機更新時，9成以上拆遷戶傾向於回遷房。

　　該負責人分析，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在於市場分化。市中心區域商品房數量有限，價格較高，市民持有的房票難以兌付和拆遷地段相近的商品房，房票不再受歡迎。

　　今年2月，義烏在農村有機更新中再次探索房票安置，推出“集聚權益置換房票”政策，鼓勵被安置戶通過置換集聚權益面積（即安置房權益面積）獲得房票，用於購買一手商品房。

　　這回效果明顯。截至目前，集聚權益置換房票總額19.96億元，分兩期，在4個多月間被用盡，置換集聚權益面積18.3萬平方米，去化商品房1329套。

　　“以前，拆遷農戶只能等待安置房，位置、朝向、樓層等由抽籤決定，未必是心儀的。”該負責人説，房票新政賦予了安置農戶對住房更大的選擇權，也縮短了安置時間。同時，房票幫助安置戶將自住以外的權益面積在市場中進行交易，並通過補貼節省購房資金，激勵了城鎮外來務工人員、城中村和城邊村原有居民和農村地區等人口進城購房。

　　儘管房票帶來的去庫存效果並非立竿見影，但仍被三四線城市寄予希望。

　　浙江蘭溪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房地産業管理科副科長陳斌表示，房票對新房庫存去化有一定效果。蘭溪計劃在今年推出房票安置政策，拆除房屋數量大約300-400套，“相比一二線城市，我們這樣的小城市可行性會更大一些。”

　　其他一線城市會跟進嗎

　　以往，房票安置多在二三線城市實施。那麼，房票安置適合一線城市嗎？

　　“廣州作為一線城市首次提及房票安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策風向。”易居房地産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向潮新聞記者表示。

　　李宇嘉也有相似看法，“房票安置是一個大趨勢。在房地産供求關係發生逆轉的情況下，加上地方財政比較緊張，未來拆遷安置的需求，政策上將更多地鼓勵房票安置。”

　　不過，和二三線城市相比，一線城市推進房票安置政策確實面臨著挑戰。

　　“一線城市的中心區，城中村改造的騰挪壓力更大，因為密度高、空間有限，更需要疏導到週邊區域。”李宇嘉説，然而與此對應的現實是：村民對房票安置的接受度並不高。

　　就拿廣州來説。

　　一方面，城中村的土地是祖祖輩輩居住的地方，基於家族的血緣關係和村中的熟人關係，村民傾向於留在原地共同生活。

　　另一方面，房票安置按照商品房價格評估，不同於回遷房的1:1兌換，村民用房票兌換的商品房面積會少於回遷房，可能打破他們習慣的“住一套、租兩套”的收租生活模式。

　　同時，商品房庫存集中于城市週邊，中心區和中心區周邊區域沒有太多新房項目可供選擇，而去年以來，週邊區域的房價明顯下跌。

　　可見，房票安置政策效果還是取決於政策設計、扶持力度以及各區域未來商品房市場的走勢和預期。李宇嘉建議，將二手住房納入房票安置的範疇，“如果二手房不納入其中，房票安置的房源選擇非常有限，很難達到效果。”

　　中指研究院市場研究總監陳文靜認為，房票的性質在各線城市中並無明顯差異。如果房票限定其使用範圍，預計居民對於房票的接受度或較低，大規模開展有一定困難。但整體來看，廣州等一線城市基本面好、財政實力相對更強，同時，城中村改造具備較大體量，若房票安置的使用細則更具備靈活性，或可對市場起到積極帶動作用。

　　其他一線城市會跟進推廣房票安置嗎？

　　作為城中村改造的一項創新工具，嚴躍進認為，未來其他一線城市也會對房票安置政策有所跟進。李宇嘉也猜測，其他三個一線城市，未來大概率會推出房票安置政策，“城中村改造會提供多種安置形式供拆遷戶選擇，並用優惠政策鼓勵房票安置，但不是一定要全盤採用房票安置。”他説，這最終是雙向選擇的結果。

來源：潮新聞    | 撰稿：張蓉 薛文春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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