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國際輿論場中，黨的國際形象與實際情況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探討如何做好黨的國際傳播工作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本文從闡述黨國際傳播工作面對的挑戰入手，分析成因，提出對策建議。
一 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所處的時代背景
考量當下黨國際傳播工作面對的挑戰要放在宏觀的時代背景中、中觀的技術演進中以及微觀的具體的中美關係格局之中。蘇東巨變以來，國際共産主義事業遭遇了重大挫折。國際傳播領域的基本格局依然是西強我弱。資訊技術的進步是一把“雙刃劍”，以黨領導下的相對集約化的傳播體制去適應社交和網路傳播的“去中心化”的邏輯和特徵，技術進步帶來挑戰不容忽視。美國是影響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因素。自上一屆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奉行的對華遏制戰略對黨的國際形象做成了消極影響，蓄意將中國共産黨與中國人民剝離開。
政黨作為一定階級領導的，代表本階級利益的社會政治組織，儘管在國內傳播中常被涉及，但並不常直接以傳播活動主體或客體的形式出現于國際傳播場域中。因此在宏觀的時代背景與中觀技術演進共同建構的傳播格局中，正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共産黨的惡意攻擊凸顯了黨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緊迫性。
二 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是黨的國際傳播工作的根本前提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這不僅是黨本身的構成和代表性決定，也是黨的使命決定的。這一本質特徵在資産階級政黨和資本主義國家是無法實現的，只有在真正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出現兩者的統一。這一點是黨做國際傳播工作本根前提，也是國際受眾了解中國共産黨一個重要切入點。
中國共産黨誕生於民族危亡之中，從其創建之時就肩負著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歷史使命。它不僅要處理好國內的階級關係，應對來自國民黨的圍剿，還要領導人民抵抗外辱，應對列強的圍獵和侵略。新中國成立後，黨所處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也是複雜多變的。在70多年的時間內，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從一個內憂外困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共産黨天生就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鬥爭精神。這是傳統意義上利益驅動型的西方政黨難以比擬和理解的。如果黨性和人民性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對立和緊張，如果沒有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中國不可能在黨的領導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
提升黨的國際傳播工作與提升國家的國際傳播工作，講好黨的故事和講好中國人民的故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也是統一的。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為黨開展國際傳播工作創造了寬廣的空間。
三 黨的國際傳播工作的重點是講好辯證唯物主義如何指導黨的實踐
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是為了回答好“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這個根本問題。歸根到底要講好辯證唯物主義作為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如何指導黨的實踐的。因此，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應著重講好以下幾方面的故事。
第一，黨是如何踐行“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的。黨緊緊依靠人民，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歷史時期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黨從“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當代中國最大的客觀實際”出發認識當下，規劃未來。黨看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每個階段的新特點、新變化和新矛盾來按照實際制定工作方針。黨強調共産黨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鈣”以突出意識對物質的反作用。
第二，黨在改革攻堅期積極探索掌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不斷提升問題意識和底線思維，積極面對和化解發展中的矛盾，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黨在十八大以來樹立全局觀，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全面部署，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頂層設計，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系統部署，對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系列要求，同時對農業、關鍵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等重點問題抓緊抓實。這些都是辯證唯物主義矛盾論在具體實踐中的生動體現，即在大局觀之下既要區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要區分好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第三，黨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複雜局面，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的。這體現在黨不斷探索更好地處理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的關係，趨利避害，作出理性的戰略抉擇。黨堅持實踐論，不斷在實踐基礎上探索理論創新，踐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四，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並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一學説。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黨通過不斷的實踐和摸索，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系列理論創新和成果，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理論、“五位一體”發展理念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中國正在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市場，黨在經濟領域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是增進國際社會對黨執政理念和治理智慧的重要傳播素材。
第五，黨探索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內涵有哪些。 講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把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這一最本質特徵，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講清楚，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講清楚。這個過程不是枯燥的説教。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鬥史，新中國七十餘年發展史都為這個傳播過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寶藏。中國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偉大實踐都為建構中國話語體系提供了語料寶庫。
第六，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應當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宣介。中國共産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賀信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國家的文化和歷史緊密相連。“我們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 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就十分善於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國際受眾溝通，促進相互理解。
四 黨的國際傳播工作著力點在於提升傳播效果
黨的國傳工作要放在整個國家的國傳工作中去展開。在黨國傳工作中首先要在政策的頂層設計中回答好幾個問題，才能在建構制度和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有的放矢，在差異化傳播、精準傳播和價值觀傳播三個方向上有所收穫。按照傳播學中經典的傳播關係結構分析，黨的國際傳播政策在頂層設計環節要回答以下幾個基本的問題：為何傳播，誰來傳播，傳播什麼，傳播給誰，如何衡量和評價傳播效果等。
第一，參與主體應更加多元。黨國傳工作的目的應是增進國際社會對黨的了解。其中不僅指黨的性質和構成等政黨層面的基本指標，還應包括黨史、成就、使命、執政理念等。黨的國傳工作的傳播主體是黨，但參與者應當多元廣泛。西方針對中國的輿論戰越來越體現為一個政黨、政府、傳統媒體、社交媒體、智庫與高校、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立體攻勢。要改變目前這場不對等的輿論戰就必須要求多方共同參與進來。
因此，“做好思想輿論工作是全黨的事情。講好中國故事，不僅中央的同志要講，而且各級領導幹部都要講；不僅宣傳部門要講、，媒體要講，而且實際工作部門都要講、，各條戰線都要講。” “要動員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輿論工作，加強統籌協調，整合各類資源，推動內宣外宣一體發展，奏響交響樂、大合唱，把中國故事講得愈來愈精彩，讓中國聲音愈來愈洪亮。”
黨際交流作為黨外聯工作的傳統和優勢應當繼續發揚光大。黨際交流以執政經驗和政治理念為傳播要素，是黨國際傳播工作的核心要義。就目前的情況看，黨際交流對於團結和聯繫發展中國家政黨及西方左翼政黨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對於維持和鞏固與我有利的輿論基本面具有重要意義。
經過100年艱苦卓絕的不懈奮鬥，黨積累起一系列革命、建設和發展經驗，在較短的時間內在人口眾多基礎薄弱的後發國家實現經濟、社會和科技的跨越發展。這些經驗背後是一整套系統的政治理念的創新和發展，從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踐證明，這些指導中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治理經驗和政治理念對於其他謀求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第二，應更加注重傳播的移動化、社交化和互聯化，注重差異化傳播和精準傳播。人在哪，傳播的重點就應在哪。傳統媒體必須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黨的國際傳播工作的目標受眾應更加明確，海外受眾可分為反華派、知華友華派和中間派，其中前兩者人數佔少數，頑固的仇華派是輿論鬥爭的主要對象，知華友華派是可以團結的重要力量。第三種佔絕大多數應是黨國際傳播的主要目標受眾，是應當爭取的對象。
但是反華派往往能夠設置議程，産生較大的輿論影響，也是黨國際傳播中輿論戰的主要對手。目前特別是對美的輿論戰是黨的國際傳播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應對輿論戰的對手及戰役本身的層級進行分級和分類，面對肆意歪曲和污衊的黨形象，損害中國國家核心發展利益的行為要予以堅決回擊，對於那些借機生事，別有用心的個人和機構，有時要避免因為全力反擊而抬高對方身價的效果，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研判是否採取，或者採取何種等級的輿論反制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輿論戰是重點，但真正需要黨在國際傳播事業中積極爭取的是人數眾多的中間陣營的廣大受眾。他們更多地是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輿論戰的走勢，並對來自黨的其他資訊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現在急需避免的是因為輿論戰的緊迫性而忽視了對這部分廣大受眾的研究和有針對性的傳播。
黨領導的傳播組織、研究機構和團體組織要形成基於國別和地區研究和傳播策略制定的合作機制，形成跨部門跨領域的傳播合力，才能做到有針對性的精準傳播，切實提升傳播效果。對於知華友華人士要積極創造渠道為其發聲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提升其在可觸及範圍內議程設置的能力。
第三，對外話語體系建設要形成合力，要以傳得開為目的。語言是國際傳播的基本要素，要讓國外受眾樂於接受，易於理解，這樣才能讓國外受眾入耳，入腦，入心。 這套話語體系必須堅持政治站位，展現全球視野，用事實説話，要堅持平等交流。要著力打造能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和新表述。所謂“新”就是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好，要對國際輿論場中最新議題做出及時的概括，總結新規律，提出新概念，推出新表述，搶佔輿論主動權，要圍繞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重大問題以曉暢通達的語言表述提出中國觀點、主張和立場。
中國話語體系背後學理支撐和理論突破的基礎是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整合”和“總裝”，多搞“自主創新”和“綜合創新”。 新聞工作者要在以上理論支撐和突破的基礎之上，研究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交流方式，在廣泛的領域內建構起以應用為導向的實踐話語體系。
黨的國際傳播要注意黨內政治話語的轉化，針對不同受眾群體應有不同的話語體系。並非所有的黨內政治話語都適於直接進入國際傳播話語體系內。那樣在語言轉化的過程中會顯得生硬，有時甚至受眾費解。國際傳播應堅持貼近受眾的接受習慣，需要和文化特徵。一個政黨豐富多樣的話語體系可以為其實針對不同的受眾實施不同傳播策略開拓廣闊的話語空間。
第四，應具備國際視野，體現人文關懷。百餘年來，中國共産黨形成的一整套彼此聯繫的發展經驗和政治理念衍生出的價值觀，如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追求公平合理國際秩序，攜手應對共同挑戰等，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指南。黨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都是這一價值觀在實踐領域的生動體現。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蓄意歪曲黨的以上倡議和主張本質上是擔心其主導的不合理國際秩序格局被打破，黨的倡議和主張獲得了廣大發展中國的擁護，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應當是黨國際傳播的重要素材和抓手。
習近平總書記説“我們國家發展成就那麼大、，發展勢頭那麼好，我們國家在世界上做了那麼多好事，這是做好國際輿論引導工作的最大本錢。” 從“一帶一路”倡議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我們要主動説清楚，講明白，才能讓世界了解和接受。每一個受到當地人民歡迎的“一帶一路”項目，每一項落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行動本身都應當成為黨延伸國際傳播的機遇。與實際項目相結合的傳播行為為目標受眾提供現實參照，會起到潛移默化的傳播效果。
新時代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沒有理由不深入介入對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內部重要事務的解讀，特別是對美國國內事務的解讀和點評，讓發達國家受眾看到旁觀者的視角和觀點，進而反思其國內事務決策和執政者得失。這對美西方發起的針涉我輿論戰會産生重要的牽製作用。但目前看來，例如對美國國內種族問題、收入差距及經濟結構性矛盾等問題解讀還停留在較低的水準上，在深度和角度上都沒有超越美國國內媒體的解讀。
黨的國際傳播工作要更多地關注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因為不公平國際秩序制度安排和美西方的干預而遭遇的發展瓶頸和困難，更加積極地參與對氣候變化、綠色發展、減貧、公共衛生和資訊安全等議題的報道和點評。
一個政黨的國際傳播不僅要從自身出發，更應當重視借題發揮，展現公平合理價值取向，廣泛博愛的人文關懷和扶困濟危的正義。對發展中國家的議題的解讀應始終注重放在國際形勢的大背景之下，同時表現出明顯的人本主義關懷，積極為發展中國家發聲。加大對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的關注，凸顯發達國家應承擔的國際義務和責任也是黨進行國際傳播的有利素材。
第五，國際傳播效果分析一直是短板。目前對於傳播效果的評估更多地處於傳播者自説自話的初級階段。要指導黨乃至國家國傳工作的改進必須建構科學合理、客觀可靠的傳播效果分析機制。目前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效果在媒體這部分工作主要依靠黨媒自家報送數據進行評估。因為各家統計標準和評價口徑的差異，這種黨媒本身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傳播效果評估體制主觀性較強，缺少獨立性和專業性。而對於“各條戰線”都要參與的這項系統工程而言，對其他工作部門和系統所做的黨的國際傳播工作尚沒有評估系統覆蓋。因此，健全和改革國際傳播效果評估體制勢在必行。建議應通過購買專業、可靠的第三方市場調查服務機構從事這項工作，讓國別受眾調查逐漸制度化專業化，以獲得更加客觀的國傳工作評估效果。
總之，黨的思想宣傳工作從來都是黨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法寶。面對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黨的思想宣傳工作中的重要一環，黨的國際傳播工作應牢牢堅持黨性原則，更加注重趨利避害，有的放矢，提高專業性，做好精準傳播，才能更好地聯結中外，溝通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