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書齋下沉農村，由作家變成扶貧幹部
女作家返鄉尋文學之源
朱朝敏（左）採訪貧困戶。
“朱朝敏的這本書，對當下的文學寫作而言，無論從作家還是作品，都是一個難得的示範。”在近日舉辦的《百里洲紀事：一線脫貧攻堅實錄》線上研討會上，《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高度評價了這部剛剛出版的紀實文學。
如何在脫貧攻堅的行動中找到文學創作的應有之意？作家朱朝敏在兩年多的扶貧工作中逐漸找到了答案，“以前我是坐在書齋裏想當然，但參加精準扶貧工作以後，我發現自己以前的觀念出現了偏差和誤解。”幫扶人的身份讓她以全新的視角看待鄉村現狀，帶來了一場自我革命式的寫作。
走遍41個村莊
採訪數百位鄉親
2017年下半年，作家朱朝敏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扶貧幹部，她的扶貧對像是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鎮的4戶貧困戶。
對於百里洲，朱朝敏再熟悉不過，她的童年和青春時光都在這裡度過，“那時，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鄉，種植棉花和沙梨，聞名全國，也給當地人民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但是，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這個四面環水的江心島卻因為交通不便而日漸陷入閉塞與貧困。
有段時間，朱朝敏非常害怕回鄉走親戚，“我害怕聽聞他們的傷心事，認為無可救藥了”。但當她以幫扶人的身份再次返鄉時，她發現自己“小瞧”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他們遭受了天災人禍後，從不屈服命運的擺布，也不降低自身的尊嚴。百里洲人的性格是獨特的，他們既有逼仄的地理環境下的鋒芒，又有天生的豁達；既有閒散人生的隨意，又有時刻為尊嚴而戰的孤注一擲。”
在兩年多的扶貧工作中，她走遍百里洲鎮的41個村莊，採訪了數百位扶貧幹部和脫貧人員，“因為我父親是孤島上有名的外科醫生，在島上享有很高的聲譽。遇到不願意配合的，我就搬出父親的名號，居然屢試不爽。”即便如此，朱朝敏也遇到過頭疼的事，有時因為聊到了傷心事而使對方頗為惱火甚至把她趕出家門，有的因為涉及隱私無法將採訪變成文字。最終，她寫出12個故事，真實記錄下那些鰥寡孤獨、留守兒童、五保戶的生存狀況。
脫貧攻堅戰以來，百里洲每年減少近300余名貧困人口。2019年，百里洲將貧困人口減至零，這一系列數字背後，也凝結了枝江上萬名扶貧幹部的付出。今年上半年湖北疫情嚴重，朱朝敏和幫扶對象每週都通電話聯繫。“賣不出的農産品，政府和幫扶幹部都會幫忙，我家吃的雞蛋、蔬菜、水果、肉食，都是找貧困戶買的。”這份“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關係，讓朱朝敏在辛苦之餘也感受到了彼此給予的溫暖，“只要這份關係在，沒有熬不過去的坎”。
“最後一公里”
急需關注心理脫貧
翻開百里洲的“扶貧手冊”，所有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幾乎都是“因病或因殘”，但真正深入他們的內心，朱朝敏發現，每家每戶都有各自解不開的心結。“隨著精準扶貧力度的加大，國家拿出大量資金，出臺了各種保障政策，物質上的貧困很容易得到解決，但有些事情並非物資和資金能夠解決。比如孤寡老人的孤獨問題，留守兒童缺乏父母關愛和人身安全問題，精神病患者的心靈隱疾，天災人禍留下的心理創傷等，很複雜，但都集中在心理層面。”於是，關注弱勢群體的心理狀況，書寫他們的內心，就成為《百里洲紀事》區別於其他脫貧攻堅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受農藥殘害，執著地走在尋妻路上的楊勇；突遭家庭變故，沉默背後無盡心傷的黃大國；遇天災人禍，在困頓中掙扎的熊貴生一家；年逾八十，拒絕一切幫扶只求為孫女討回公道的覃老太……朱朝敏將所見所感用手中的筆真實地記錄下來，呈現了一幅幅動人心魄的鄉村生存圖景。在她看來，“心理疾病的弱者在鄉村大多數時候都是以貧困的面目顯現的，如果我們的脫貧攻堅戰不給予這類人心理關注，不解答他們的心理困惑，也就談不上突破‘最後一公里’的瓶頸。”
隨著脫貧工作的深入，這一問題也得到了很多幫扶幹部的關注，並拿出了具體對策，“那就是多交流、多鼓勵，尤其是多舉辦活動。比如，百里洲福利院隔段時間就會開展一些活動，幫助開導鰥寡老人，還請心理老師來輔導，有一定的成效。但這是長遠的問題，要立馬見效不可能。”朱朝敏也希望通過自己文字，讓更多人關注弱勢群體的精神障礙和心理隱疾，幫助他們活出尊嚴。
作家有責任
為沉默地帶發聲
《百里洲紀事》對朱朝敏來説是一次扶貧之行，也是一次返鄉之旅，“百里洲因水生存又被水砥礪的悖論環境塑造了我的血肉——我生命河流的源頭就在此，我多次以文字的形式追溯生命這條河流，小説、散文、紀實……每一次的回溯和抵達，都是自我審視後的重生。”而這一次，最讓她難忘的就是與幫扶對象結下的深厚感情，“他們視我為親人，而我無以回報，作為一名寫作者，只有用筆記錄他們，為這些處於‘沉默地帶’的人們發聲，因為他們身上閃爍著這個時代的精神光芒。”
作為一名寫作者，朱朝敏經常在思考，一個作家該去如何回應他所處的時代？如何去記錄這個時代的劇變？脫貧攻堅戰給她帶來非常深刻的啟示，就是“作家還是要紮根基層、紮根人民，去傾聽去記錄他們的困惑”。
“精準扶貧是國策，但是一點也不教條、不口號，它落腳點就在於‘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而書寫世道人心和人的心靈成長，就是文學的功用，兩者是統一的。”在真正沉浸到鄉村生活中之後，朱朝敏對精準扶貧的書寫有了新的理解，“助人者即自助。那些身處生活低谷的人，不過是早先領受命運的困厄，再給我們這些幸運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筆記錄時，記下的絕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命運。”
花了一年多時間寫完這本書後，朱朝敏感覺整個人幾乎被掏空，“去年8月到11月份，我的左臂膀痛得幾乎不能動，整夜無法入睡，經過理療才稍微好了點。”朱朝敏知道，她的身體和心靈還停留在自己記錄的那些故事上，“書籍出版後，我做了回訪，還留下兩個家庭的視頻。不知怎麼，他們都流淚了，我也流淚了。但現在，我幾乎調整好，又在寫小説了，而且感覺小説進步特快。” 至於這其中的秘密，朱朝敏自己也一時無法説清。 本報記者 李俐